元祐党籍碑及其它
元佑党籍碑，宋代摩崖石刻，现存二块，均在广西。
一在今广西桂林市东七星山瑶光峰下的龙隐岩。北宋徽宗时蔡京专权，把元佑、元符间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将姓名刻石颁布天下，后徽宗下诏毁其碑。现存碑刻为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梁律据家藏旧本重刻。碑距地丈余，额有蔡京手书“元佑党籍”四字。久经风雨侵蚀，文字已模糊不清，但尚可辨认。
另一块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真仙岩，宋嘉定四年（1211）沈暐重刻。
元佑党籍碑碑文全文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昭先烈。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
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蔡京 谨书
元佑奸党名单
一、文臣
曾任宰臣执政官：司马光（故）、文彦博（故）、吕公著（故）、吕大防（故）、刘挚（故）、范纯仁（故）、韩忠彦（故）、曾布、梁焘（故）、王岩叟（故）、苏辙、王存（故）、郑雍（故）、傅尧俞（故）、赵瞻（故）、韩维（故）、孙固（故）、范百禄（故）、胡宗愈（故）、李清臣（故）、刘奉世、范纯礼、安焘、陆佃（故）、黄履（故）、张商英、蒋之奇（故）。
曾任待制以上官：苏轼（故）、刘安世、范祖禹（故）、朱光庭（故）、姚勔（故）、赵君锡（故）、马默（故）、孔武仲（故）、孔文仲（故）、吴安持（故）、钱勰（故）、李之纯（故）、孙觉（故）、鲜于侁（故）、赵彦若（故）、赵卨（故）、王钦臣（故）、孙升（故）、李周（故）、王汾（故）、韩川（故）、顾临（故）、贾易、吕希纯、曾肇、王觌、范纯粹、吕陶、王古、丰稷、张舜民、张问（故）、杨畏、邹浩、陈次升、谢文瓘、岑象求（故）、周鼎、徐绩、路衡昌（故）、董敦逸（故）、上官均、叶涛（故）、郭知章、杨康国、龚原、朱绂、叶祖洽、朱师服。
二、余官
秦观（故）、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吴安诗、欧阳棐、刘唐老、王巩、吕希哲、杜纯（故）、张保源、孔平仲、衡钧、兖公适（故）、冯百药、周谊、孙琮、范柔中、邓考甫、王察、赵峋、封觉民（故）、胡端修、李杰、李贲、赵令畤、郭执中、石芳、金极、高公应、安信之、张集、黄策、吴安逊、周永徽、高渐、张夙（故）、鲜于绰、吕谅卿、王贯、朱纮、吴朋（故）、梁安国、王古、苏迥、檀固、何大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纡、高士育、邓忠臣（故）、种师极、韩治、都贶、秦希甫、钱景祥、周綍、何大正、吕彦祖、梁宽、沈千、曹兴宗、罗鼎臣、刘勃、王拯、黄安期、陈师锡、于肇、黄迁、莫佒正、许尧辅、杨朏、胡良、梅君俞、寇宗颜、张居、李修、逄纯熙、高遵恪、黄才、曹盥、侯顾道、周遵道、林肤、葛辉（故）、宋寿岳、王公彦、王交、张溥、许安修、刘吉甫、胡潜、董祥、扬瓌宝、倪直孺、蒋津、王守、邓允中、梁俊民、王阳、张裕、陆表民、叶世英、谢潜、陈唐、刘经国、汤戫（故）、司马康（故）、宋保国（故）、黄隐、毕仲游、常安民、汪衍、余爽、郑侠、常立、程颐、唐义问（故）、余卞、李格非、陈瓘、任伯雨、张庭坚、马涓、孙谔（故）、陈郛、朱光裔、苏嘉、龚夬、王回（故）、吕希绩（故）、吴俦（故）、欧阳中立（故）、尹材（故）、叶伸（故）、李茂直、吴处厚（故）、李积中、商倚（故）、陈祜、虞防、李祉、李深、李之仪、范正平、曹盖、杨綝、苏昞、葛茂宗、刘谓、柴衮、洪羽、赵天佐、李新、扈充（故）、张恕、陈并、洪刍、周锷、萧刓、赵越、滕友、江洵、方适、许端卿、李昭玘、向紃、陈察、钟正甫、高茂华、杨彦璋、廖正一、李夷行、彭醇、梁士能。
三、武臣
张巽、李备（故）、王献可（故）、胡田、马谂、王履（故）、赵希夷、任浚、郭子旗、钱盛、赵希德、王长民、李永（故）、王庭臣、吉师雄、李愚、吴休复（故）、崔昌符、潘滋、高士权、李嘉亮、李珫、刘延肇、姚雄、李基。
四、内臣
梁惟简（故）、陈衍（故）、张士良、梁知新（故）、李倬（故）、谭扆、窦钺、赵约、黄卿从、冯说、曾焘、苏舜民、杨偁、梁弼、陈恂、张茂则（故）、张琳、裴彦臣、李偁（故）、阎守勤、王绂、李穆、蔡克明、王化基、王道、邓世昌、郑居简、张祜、王化臣。
五、为臣不忠曾任宰臣
王珪、章敦。
右元佑党籍蔡氏当国实为之，徽庙遄悟，乃诏党人出籍。高宗中兴，复加褒赠及禄其子若孙，公道愈明，节义凛凛，所谓绌于一时，而信于万世矣。其行实大概，则有国史在，有公议在，余官第六十三人，乃暐之曾大父也，后复官，终提点杭州，集真观赠正奉大夫，暐幸托名节，后敬以家藏碑本，镵诸玉融之真仙岩，以为臣子之劝云。
嘉定辛未八月既望，朝奉郎权知融州军事兼管内劝农使古霅沈暐谨识。
元祐党籍碑简评
宋•刘克庄《元祐党籍碑》诗曰：
书生几点残碑泪，一吊诸贤地下灵。
岭外瘴魂多不返，冢中枯骨亦如刑。
稍宽末后因奎宿，暂仆中间得彗星。
蚤日大程知反覆，莫年小范要调停。
《元祐党籍碑》镌刻于北宋年间，亦称《元祐党人碑》、《元祐奸党碑》。宋徽宗即位后，听蔡京谗言，将哲宗元祐中任职、曾对王安石《新法》不满的大臣共三百零九人列为“元祐奸党”，流放、削官去爵，并将其名单刻石，颁布全国。此乃著名于史册之“元祐党籍碑”也。北宋政坛争纷异常激烈，乃至国势羸弱而亡，斯即实物见证，史料价值弥足珍贵矣。
宋•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政治斗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一件大事。宋崇宁间（1102-1106年），划定元祐党人司马光等为奸党，由徽宗和蔡京手书，多次勒石立碑，昭告天下，影响重大。崇宁五年（1106年）出现星变，朝野大震，诏令尽毁党人碑。自是，曾立于京师和各州县的党人碑荡然无存。史载《元祐党籍碑》，共有三种：
一、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赵佶正书，刻于内府端礼门。未几即毁。
二、崇宁二年（1103年）蔡京书，勒令诸州据以刊石，次年亦奉诏毁。
三、崇宁三年（1104年）刻于朝堂。正书，无书人姓名，碑文列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309人为奸党，不久亦毁。
“千载是非谁剖得，斜阳重读党人碑”今传世者，全国仅存《元祐党籍碑》两处，一处在桂林的龙隐洞，为摩崖（学术界简称“桂刻”）。对于桂刻的真伪，学术界莫衷一是，而融刻为蔡京书真品，桂林龙隐岩石壁间，为庆元四年（1198年）戊午梁律刊，后有吉州饶祖芫跋，字较大，石已剥落，且被镌刻八分书已漫漶三分之一；另一碑刻，曾立融县真仙岩壁间，系嘉定四年（1211年）沈重刻，下有跋。沈乃“党籍”中列名的沈千之曾孙，家藏有此碑旧拓。
《金石萃编》云：“赵佶、蔡京书法，皆为一代高手，以书法故，此碑自未可以人以事全废也。现藏于县博物馆内，属于国家级文物藏品。融水所藏的《元祐党籍碑》是“元祐党人”中沈千的曾孙沈暐在融水做官时取家藏拓本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重新复制刊刻后置于《真仙岩》老君洞内的。该碑高154厘米，宽82厘米。碑分四层，一层为碑额，二层为碑序，三层为碑文及“党人”姓名，四层为碑跋。文革期间不幸被用于盖水沟，后搬迁时又不幸拦腰折断，幸好还完整。
融刻《元祐党籍碑》之所以令世人关注，主要是珍其“稀”，贵其“真”，已经众多的专家所考证，成为研究北宋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历史见证。《柳州诗存》注载：林半觉先生认为：“致禾山书云，党籍碑世有两块，融刻远胜于桂刻。融刻出处交待语意坚定，本末分明；桂刻出处交待含糊不明”今见融刻《元祐党籍碑》笔法娴熟，雄健沉稳，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及史学价值。
元祐党籍碑是宋徽宗崇宁三年时，听司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蔡京的建议而书写石刻的。蔡京是王安石一条线上的新党，因此他对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旧党极端仇视，罗列了以司马光、文彦博为首的旧党共三百九人，斥为“奸党”，将他们的名字刻在碑上，颁布天下，谓之“旌别淑慝”、“彰善瘅恶”、“永为万世臣子之戒”，以混淆视听，为新党执政大造舆论。崇宁五年正月时，因为慧星出现，宋徽宗毁掉了党碑。碑石被毁坏时，蔡京厉声道：“石可毁，名不可灭也！”
唉，蔡京不知后世之人不想碑石被毁的心情，比他还要强烈呢！若无此党碑，后世之人怎么会知道当时有这么多的忠正之士在王安石一手遮天，变古乱常的时候，挺身而出，为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而进行忘我的诤谏呢？这三百九人流芳百世，正赖此碑之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