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 宋鸿晓
“湖南人素以蛮、辣、勇、智而著称”
在湖南人眼里，这个世界没有失败，只有暂时没有成功。湖南人最大的本钱就是不怕。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应该说是曾国藩率先提炼出来的。他跟太平军打仗，战败后先后3次自杀。第一次跳进湘潭段的湘江，差点淹死，第二次跳进长沙靖港，第三次跳进江西九江，三次都被部下从水里捞了上来，但他最终赢了太平军。他跳水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的不怕死精神却是真实的。据说，他曾提笔将战况报告中的“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这是典型的湖南蛮人之作，说白了就是一种态度，每次失败了，但马上又整装待发，信心满怀。
有人说“曾国藩创造了湖湘文化，这个湖湘文化，说到底是蛮人文化。”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早在战国时期荆湘楚人就彰显出的一种强烈民族自尊和自信。一部中国近代史，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有人说“湖南人流血不流泪，重才不重财，能吃辣椒会革命。”谭嗣同说到：“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湖南一声雷。”
抗日战争中，日军进攻长沙。蒋介石认为长沙无险可守，乃四战之地，自古就有“纸糊的长沙”一说。因此命令守军撤退，并下令在长沙实施焦土抗战。但当时的长沙守军却不信邪，偏要打一打，从1939年至1944年，长沙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中日双方以长沙为中心进行了四次大极为激烈的战役，史称长沙会战。在第三次会战中，长沙军民击毙日寇5万多人，日高级指挥官靠直升飞机才得以逃脱，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军队的首次胜利记录。英国《泰晤士报》曾评论说：“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1943年11月至1944年1月，侵华日军驻华中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挟10万余兵力，发动“常德歼灭战”，国民党军以第六战区为主攻，以第九战区为协攻，进行了长达两个月艰苦卓绝的保卫战。此次战役，中国军队伤亡6万余人，日军方伤亡4万余人，常德城被毁。会战以中方的胜利告终结。
衡阳保卫战是8年抗战中，作战时间最长、敌我双方伤亡最多、激战程度最为惨烈的一场城市争夺战。四面被围，孤军奋战，既没有援军，又没有任何武器、弹药、粮食、药品补给，衡阳军民在方圆不到2平方千米的弹丸之地，顽强抵抗综合军力10倍于己的日寇达48个昼夜，彻底打破了日军原计划用3天时间攻陷衡阳的迷梦，大大推迟了日军企图南进的时间。
据说，日本人在长沙会战、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等地屡遭挫败后，开始研究起湖南人，他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湖南人的血型特点与日本人相似，也是以A型血为多。
湖湘文化一向有一种“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
湖南人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基因——不怕邪、不怕压、不怕辣。有人评价湖南人：“坚韧执著，不胜不归。”
许多人都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为叩开世贸大门所进行的那场艰难曲折的入世谈判。中国最终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人们记住了那场艰苦卓绝的谈判，也记住了湖南硬汉龙永图。作为第四任“复关”和“入世”首席代表的龙永图，从1992年开始，参加过多少次谈判，最后恐怕连他自己都数不过来了。他与美国人、欧洲人一次次、一步步、一个个问题唇枪舌战、据理力争，台上战群王，桌下斗小鬼，坚守着国家的利益，争取着民族振兴的机遇。朱镕基总理曾说：“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谈判谈了十三年，黑发都谈成了白发。”当日内瓦终于传来令国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加入WTO的全部法律文件获得通过时，龙永图硬汉亦哽咽，英雄泪湿巾。
被人称为打不死、杀不死、骂不死、穷不死、饿不死、跑不死、累不死、苦不死、气不死，“九不死者”的湘西人陈渠珍，辛亥革命前在新军担任队官、管带。1909年，英军入侵西藏，达赖十三世向清廷求援，陈渠珍跟随川边大臣赵尔丰旗下新军入藏，参加了工布江达、波密等地战役，后为逃离与藏军误解引起的内斗，他率部离藏，辗转于西藏高原和青海沙漠，历尽人世艰难，多次险被饿狼所吞，到达西宁时原来的115人队伍只剩下7人。西藏生命之旅中，他遇到面容姣好、武功高强的藏女西原，在长达半年有余的高原、沙漠生死挣扎线上，她呵护着陈渠珍走出无边的苦海，在他们历尽千难万险回到内地西安时，西原却不服内地水土，一场暴病，重归西天之路。陈渠珍大放悲声，心如刀割，几欲共赴黄泉。陈渠珍利用30年代在家赋闲的时间，将这次历时七八个月的“沙漠惊魂”写成《艽野尘梦》。这部青藏高原求生历险记，曾被贺龙元帅指定为十八军官兵入藏的参考指南。九死一生回到湖南的陈渠珍，在湘西推行自治，实现了家乡乱世中的安定和繁荣，被称为“湘西王”。
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湖的地域特点，一方面使它成为南北要塞和往来枢纽，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又因山重水复阻隔了与外界的交往，具有相对闭塞和独立性。
老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是稳重之人，智者是飘逸之人，靠山者尚勇，近水者多智。湖南人所以能问鼎天下，正在于性格的山水交融。
观察一下湖南人才的地域分布，可以发现大致有几个版块：政治、思想方面的人才相对集中在湘中地区，如魏源、陶树、曾国藩、黄兴、宋教仁、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等；军事人才大都来自山区，如彭德怀、罗荣桓、贺龙、粟裕、黄克诚、滕代远、廖汉生、曾中生、贺锦斋等；文化方面的人才则多在靠近洞庭湖的平原地区，如周谷成、周立波、周杨、叶紫、丁玲、田汉、徐特立、廖沫沙等。
“生长在山区的人更富于进取精神。”有人说，看看20世纪上半期中国革命人物就能发现，在革命中起关键作用的大都来自山区，如毛泽东就来自韶山冲。
林语堂说：“尚武是湖南人的奢好，耐苦劳是湖南人的传统。”
袁隆平，这个被湖南人民称为“米菩萨”的农民科学家，在怀化安江那个长宽各1丈许的水稻实验“基地”上，如同在米粒上雕刻大象，冒着不可想象的困难与风险，精工细作三十余年，研制出了系列杂交水稻。从1973年推广“南优2号”至今，他培育的种子共创造了5600亿美元的效益，他的一个发明，解决了数亿人饿肚子的难题。来到安江农校，看着那间他曾经居住过的举手能摸顶、伸臂可量宽的土坯房，你是否联想过，只需拿出他创造价值的最后一个尾数600亿美元，就超过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587亿美元的资产。上世纪70年代，这里盛传一句话“我们吃饱饭靠两平，袁隆平和邓小平。”有人说“袁隆平就是今天的神农”。
人文的本质是一种性格、一种精神，这种性格和精神必然通过特定的地理空间中的人群表现出来。
无论“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还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或者“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或者“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或者如神农改良水稻“以为民食”。这种“像昆仑崩绝壁，似台风扫寰宇”的狂放、倔强、反叛、坚韧的精气神，无不折射出生活在三湘四水之间湖南人所独有的地域文化性格。
壮怀激烈的湖湘文化
湖南最大的资源是文化，确切地说，是湖湘文化孕育出来的人。陈独秀说过：“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正是这种桥的生命还在，湖南出思想家、文化大家的传统一直没有断。
纵观历史，充满忧患意识，是湖南传统文化中最显著、最强烈的特征之一。
历史上第一个流传下来的伟大湘人叫蚩尤。蚩尤早年欲平定中原，毅然冒险北伐，跟黄帝作战。黄帝利用指南车，陷蚩尤于迷雾中。蚩尤大败，逃到今湘中梅山，作了九黎王，繁衍后代，成为湖南土著三苗的祖先。尚武、好斗的蚩尤山人部落，以失败者的巨大悲情，给远古的湖湘大地以深深的感染。
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的炎帝也死在湖南、葬在湖南。炎帝又称神农氏，他在湖南株洲炎陵县鹿原陂“种植五谷，以为民食；制作耒耜，以利耕耘；遍尝百草，以医民恙；剡木为矢，以安民居。”人们把他安葬的地方称为“炎陵”。
与炎帝同时期的黄帝之后是帝颛顼，即高阳。高阳之后，帝尧为了考察舜，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他，舜后来死于湖南并葬在永州九疑。舜的两个妃子为寻找丈夫，不远万里来到湖南岳阳，把君山上的竹子都哭成了斑斑泪花的“湘妃竹。”毛泽东有诗：“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用的就是这一典故。娥皇、女英最终没有找到舜帝的陵墓，在返回中原途中，双双投水自尽于洞庭湖。为了纪念娥皇、女英的多情，人们将舜陵改称为零陵。
古时的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土地封闭，是个四塞之国。历史上一直用来流放官员。
自认为高阳后代的屈原，原是湖北秭归人，由显赫一时的“左徒”被楚怀王贬为仅负责管理王族三姓子弟的闲职“三闾大夫”。约在公元前299年，屈原被继任的楚襄王逐出郢都，渡长江，过洞庭，流放于湘水、沅水流域，写下《离骚》、《九歌》、《渔父》等光辉诗篇，当秦国大军终于攻破郢都的消息传来，贫病交加的屈原愤然投身于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浪迹湘湖，上下求索，悲愤发出《天问》，自沉于汩罗。这一悲剧引起了古时湘人的广泛同情怜悯，人们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形成了著名的端午传统节日。
自从有了屈原，国人就在自己的文学典图中，留住了长江、汉水、沅水、湘江。
屈原成名并流芳于后世，首先是他得到了湖湘父老的认同，继而又得之于汉人贾谊对这种记忆与认同的挖掘。这两位文化巨匠虽然不是湖湘人士，却一向为湘人引以为荣，而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
贾谊是河南洛阳人，才华出众，20岁就被文帝召为博士，后又担任太中大夫，遭人诋毁后被汉文帝调出京城，出任地处边远荒凉的长沙王太傅。贾谊到湖南后，从民间听说了屈原的事迹，并从屈原身上找到了自己情感与精神的契合点，他挥就一篇《吊屈原赋》声动南北。公元前167年，梁王刘楫不幸坠马而死，贾谊认为自己作为梁王的太傅没有尽到责任非常伤心，一年后忧郁而死。
人们说到湖南四水，无论是澧水呢喃，沅水神秘，资水刚毅，还是湘水激越，流入深沉的洞庭湖之后，汇聚而成的都是一种心忧天下之情。
公元768年，杜甫黯然离开寄居多年的成都浣花溪草堂，一路寻找亲友来到湖南。杜甫在湖湘漂泊近三年，写下100多首诗，最后思归故里，舟入洞庭，重疾复发，不幸病逝于汨罗江求医途中，被安葬在平江县小田村。汨罗江何竟收留了屈原杜甫两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诗人的精魂和忠骨。至今，平江杜甫墓与汨罗屈原祠并肩而立。
之后，悲情的湖湘文化又经过了唐宋两代大批贬官南下传播中原文化的孕育和催生。
当杜甫的尸骨还在汨罗江上漂泊，另一位文坛领袖柳宗元也开始了“潇湘十载苦淹留”。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从礼部员外郞被贬到永州司马，前后达十年之久。和当年遭忌被谗的屈原十分相似。他寄情山水，体察士民，写出了《捕蛇者说》等名篇巨著。像贾谊一样，他借屈原的遭遇引申到个人，以身处潇湘的体验抒发内心的感怀，他的山水诗满含悲情，让人读之动容，与屈原、贾谊相承，他们共同成为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
柳宗元死后，又一个落魄大文人来到湖南洞庭湖畔的岳阳，此人叫范仲淹。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被贬到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要他写一篇游记，他便借楼抒怀，写出了著名的《岳阳楼记》，于是也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
从屈原的“离忧”，到范淹的“先忧”，他们开创了“忧”源：关注时代，关切现实，干预社会，推进文明。
屈原沉江、贾谊愁绝、杜甫死没、柳子悲怀，这些历史政治文人孕育出悲情的湖湘文化。悲情的表象是沉默，沉默的结果是爆发。近代以来的湖南人终于爆发了。
1840年前后，近代历史上的异族入侵发生了，这些来自遥远西方的异族，用坚船利炮迅速把湖南人轰醒，湖湘文化以超乎寻常的势头爆发出来。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湖湘人物蜂拥而出，继之有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锷等，他们把湖湘文化精神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日本鬼子的入侵，湖湘文化催生出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等无数风云人物。这些人才群体的崛起，使湖湘文化格外引人注目。
近代以来不断有湖湘志士弘扬屈原以身殉国精神。左宗棠为收复新疆，抬棺出阵，为后人保住了1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也留下了“湖湘子弟满天山”的佳话。曾求学岳麓书院，后留学日本的陈天华，为了抵日辱华，唤醒国人，留下万余字绝命书投海自杀，成为又一个屈原。谭嗣同维新变法失败后，抱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恨从容就义，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千古绝唱。
从屈原问天，范仲淹忧天，到毛泽东换天，在历代政治文人持续带来中原文化浸润和湖南仁人志士坚贞求索中，湖湘文化经历了悲情忧乐、壮怀激烈的发展历程。（本文写于201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