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祝虻 叶佩｜图像•空间•认同：明清徽州家谱中的村图

原载：中国历史研究院

发表日期：2021年11月11日

作者：祝虻、叶佩

来源：“形象史学”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形象史学》2021年夏之卷（总第十八辑）

　　四、图像记忆与宗族认同

　　由上述内容可知，明清徽州家谱所载村图并非是对村落的准确刻画，而是为了服务于宗族某些需要而对村落样貌的选择性描绘。在此情形下，观看村图时，观者并不能准确知晓村落的具体状况，但却可以得到与生活在此地宗族有关的图像知识。由于明清时期徽州家谱的保管手段，使得能够阅读家谱的主要是本族后裔。同时，家谱并不是一个定期更新之物，尽管明代嘉万年间之后，徽人常有续修之举，但其中间隔多在数十年。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谱中村图便会成为宗族族人关于村落历史的唯一图像记忆，对于这一点，清乾隆年间《新安黄氏橫槎重修大宗谱》有言，“时际会修统宗谱牒，敬将基图详绘，俾后知其形胜，识其故迹。”之后光绪年间修成的《绩溪县南关许氏惇叙堂宗谱》中也有着类似的言语，“使散居四方之子孙，展阅斯图，如游其地，而登斯堂焉。今得志仁侄绘之为最明，而家顺侄附绘横塘村图，岂非以横塘为父母桑梓之地，见横塘之一树一石皆有情乎，绘之亦固其宜家。”至于宗族需要，其实在谱中也已有所论及，同样是乾隆年间成谱的《歙西傅溪徐氏族谱》载：“俾览者如身在其间，而恭敬之思亦油然以生，未必非教孝之一助也。”光绪年间汪昌礼主修《环溪汪氏宗谱》中说的更为详细：

　　朝崇祀灵，爽赫如日星，所以绵庶裔而昌，厥宗者端有在也。后之人分派虽繁，迁支虽远，亦孰无桑梓本原之念哉。意睹河洛者思禹功，然则睹启治之图者，盖思我祖宗之所由缔造于前者何如，又盖思我后人所以奠居所以而继承与后者当何如也。

　　这些言论无不表现出对于宗族而言，村图就是巩固宗族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实际上，从上述情况来看，村图中不仅有着有关宗族的历史记忆，也包含了较为直观的宗族边界。正是这两点，使得村图能够有效承担上述宗族主体赋予的任务，成为宗族认同的重要支撑。

　　（一）图像中的历史记忆

　　在上述村图当中，存在着对于宗族祖先创建或定居村落的描述，族人通过它们将会获得宗族早期历史记忆，这是巩固宗族认同的核心记忆。特别是在图像之后，存有解释图中内容的图说等文字，更是可以令观者强化这种记忆。其中的村落由来一节，作用较为明显，如《新安黄氏横槎重修大宗谱•上降金竹埠阳宅图记》中有言：

　　我族自横槎溪西二十五世祖希尧公绍居溪东，发祥昌大，甲第蝉联，绵绵绳绳，人文蔚起。勅赐南津北宅，名地闻望，历古及今。传至四十世祖温奴公徙居潘坑大塘源，宣德七年间转卜择居于上降金竹埠，见此处龙山秀丽，峭石耸朝，形如灵龟负卦，世居此焉。坐壬向丙兼亥巳三分左右，癸艮二水发源，右有庚辛二水直拱青龙，金星横列，白虎先峰绕回河水，如绅丁出，可为万世安宅矣。历今十有余代，世界择相承，丁粮颇茂，虽曰宗祖在天之默佑，亦地脉钟灵之兆羡也。

　　又如清《新安武口派梅田王氏支谱》刊有《梅田基址之图》和《里梅田村基图》各一幅，其于图前配有“村基图引”一篇，详细解释了两村基址的由来：

　　七世祖士崇公由武口迁梅田外村，剪棘锄茆，运石構木，筑垣墉营，栋宇而家居焉。不数传而子孙藩衍，厥族斯兴。迄明季，二十六世祖廷祥公再迁梅田源内，有书可读，有田可耕，对宇望衡，共敦亲睦，雍然有太古风，是二村也。岂敢上擬，双溪祖居，四世同堂，五贤继起，为发祥望族。然披图考据，觉水绕山环，峰回气聚，毓秀钟奇于斯，可卜将见，人文蔚起，科甲蝉联，继双溪而大振家声，能无望于后人乎。

　　由于徽州地区内部地狭人稠，村落更迭并不少见，以《新安名族志》成书的公元1551年为基点，歙县1699年的村庄存有率为62.25%，到1827年为58.94%，休宁县1551年存有的村庄到1699年则还有59.6%，到1827年为59.6%，绩溪县到1699年则还有82.14%的村落存有，到1827年为78.57%。在此情况下，宗族离开祖居地定居的情况常有发生，在前述一些家谱中，为保证族人对于祖源地的记忆，还会特地制作那些村落的村图。清代《潜川汪氏惇祠溯源家谱》中便载有《歙西汪村遗基图》一幅，图中以汪村遗基房屋为构图中心，屋旁有社。村后为西村、仇家塘、十里桥等地，屋前邻汪边村、大亩堨两地。此图非常鲜明地界定了汪村遗基的地理位置和范围，并于图后解释了汪村的历史渊源：“汪村遗基，在今歙西二十一都滚繍乡状元里，南近大亩堨，北连汪边村。基地之名昔呼寺堨，唐尚书礼部郎中琦公，建中初由歙州登源始来居此，岁久族蕃，遂姓其地曰汪村。今有汪村边者，即邻乡也。”并于其中直言绘图目的，“爰志图录以昭前烈，启发后昆当顾唐业志重，而思继承之难，尚其慎之。”《檀岭王氏宗谱》中所刊的《伦祥公迁居南邑阳基图》，同样也是描绘祖源村落。王氏于基图中标出已经无存的伦祥公老宅基所在地，并以其为构图中心，绘制王氏、束姓、胡姓、徐姓、杨姓等各族产业分布，可见此处王氏还有大量族田。图后载文曰“右为伦祥公迁居之地，属南邑上东乡，束家田湖左。近道光中叶，已有数十丁，人财并盛，产业日增，田地、山塌、钱漕完纳银至数拾两。”可惜后来此处王氏“迨迭遭兵燹，屋毁丁逃，今仅存善宝父子二人，其产业界址均未详细开报，姑载其阴阳二基图说，以志大略云尔。”

　　在村落由来之外，这种祖先历史记忆还会包括村图所包含的一些宗族设施，其中典型者便是祠堂与墓地。这种记忆则会支撑起宗族族人有关的宗族延续的认识，进而服务于宗族认同。在祠堂方面，由于在村图中存在着明确以祠堂为中心的空间等级，配合谱中相关记载，族人能够较为轻易地获得关于祠堂的历史记忆。对于墓地而言，情况稍有不同，由于其处于图像的边缘，使得相关历史记忆的获取依赖于图后的解说。对此，以《新安大程村程氏支谱》中的《大程村图》为例，此图明确标出了村落四周的祖墓，并随之进行了相应的介绍：

　　其村西塘塝坞有名浪沙行者，盖宁二公墓，乃迁岑山诚公，绍槐塘上府后派祐公之本生父也。其村西北西山湾有名虎形者，则豫六世祖考祖妣暨高祖考静宇公之墓，墓田及柿坞岭山业向为族人弋售，豫用资赎，复付本支本祠保护。有名栗木山者，豫五世祖汝新公之墓。又村东北裹田坑有名新虎形者，豫曾祖考仕美公暨继配曾祖妣两叶夫人之墓。虽属豫祖，诸墓适因绘图，故并为附记，俾我子孙敬守。

　　此图中还收录了宗族祖先在村落中的一些营建，同样会成为宗族族人相关记忆的由来：

　　伏念本村山川胜概为乡邑所称，而先府君手泽心力多萃于此，如培植村脉树木，累叠水口雨壩，于亭子桥达路伐石甃治，俾作康庄。每遇夏日，则设茗蕣道旁，以酌行者。仙姑洞口曩栽桃花，百本儼有武陵蹊径，村内各精蓝并多捨施金钱助其香火。今缘绘图谱首，重为披览，不胜感悼。

　　（二）图像中的宗族边界

　　纵观上述村图，从中可以两类边界，它们共同构成了图像中的宗族边界。首先是宗族派别边界，在上述那些具有多张且按照迁徙顺序安排的家谱当中，这些村图一起构成了宗族的迁徙历史，也形成了宗族在徽州区域内的派别边界。在此之外，其族人虽然迁居他地，但在派别上仍然从属于这些村落。典型者如前述休宁范氏，其宗族的迁徙边界便是博村、汊口、林塘、油潭、合干、闵口和瑶关，而韩溪梅山程氏则韩溪、盘古、芳春和晓湖。而在有些村落内部则又通过标示祠堂或家庙的方式来展现村内的派别边界，在《査氏族谱》卷首《查村住宅图》中绘出了康熙三年始建，祭祀査氏始祖南唐观察使文徵公的“孝义祠”、祭祀査氏宋龙图阁待制道公的“孝子祠”、康熙七年建祭祀廷椿公的“文德堂”等二十座家庙。从这些家庙的设置中，可以直接看出宗族内部的派别边界。这种派别边界的确定实际上是为了服务于宗族的整体认同，对此明代徽人程孟说的较为明白：

　　孟因搜辑世忠事实，会通谱书，尝至绩溪之仁里，休宁之率滨，又道经黟南，至祁之善和，婺源之环溪，浮梁之景德等处。山川道里，目睹而心存，颇识其一二，因以布置为图，犹恨未得尽美，一日好事者以郡志见示，于是互相参考，立定成格，于善绘之士写之，填以族氏所居之名，于以见吾程姓之蕃盛也。虽然六邑程姓同出一源，分泒年深，住居地远，至有闻名而莫识其处者兹焉。开卷一览，即能知之曰某处属某县也，某人出某处也，他日相逢，问而及之，岂有不相亲爱，而敦族谊者乎。此图于谱不无补也。

　　其次是村落的空间边界，明清时期的徽州宗族强调自身聚族而居，村庄名字与“望族”姓氏紧密相连，成为类似“郡望”的宗族“望族性”符号，如棠樾鲍氏、大阜吕氏、雄村曹氏、五城黄氏、环山余氏、善和程氏、月潭朱氏等，“吾乡巨姓必标其所居之地以自名”。这种状态已被明清时期徽人所认同，村落名称成为当时徽人辨别自身宗族的标志，“相逢哪用通姓名，但问高居何处村”。但村落名称常有变化，它并不能成为宗族认同的有效工具，而村图中所标示的空间边界则能够有效规避这一点，进而服务于族人的宗族认同。而将其中标出的边界与村落的地理位置相匹配，更能准确的标示出宗族对于村落的控制，以《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为例，谱中先是绘有西递村图，后又有对其村落位置及宗族存在的记载：

　　西递离城十五里，居邑之东乡，自石山至幕虞数十里之中为以大邨落。其东为杨梅岭，其南为陆公山，其西为奢公山，其北为松树山，山皆环拱，高不抗云。水二派，迁仓之水发源于邦坞，后库之水发源于酥祥坞，涧澜双引皆向西。来人夸山水之钟灵，堪称桃源之胜壤也。自北宋皇祐间五世祖士良公由婺来黟，遗荣访道，占形望势，爰筑室于仁山，燕子贻孙遂移家福地，是□□□蕃衍，瓜瓞联延，建祠宇于邨中，曰敬爱堂，奉支祖仕亨公神像，祠乙辛向，对汉耳之峰，收西来之水。

　　而当韩楚二溪汪氏等宗族使用税业来标示村落空间边界时，宗族对于村落的控制则就具备了法理的依据，这是此种方法带来的优势，“弓口纪：治鄙经野，辨其广东西输南北，一览周知，明晰浍分侵者，以正匿者，以明此疆彼界，有脊有伦，按图而索，考覆维精，袛承先业，万古如新，作弓口纪。”在如此体系之下，宗族依托村落可以明确展现出自身的空间边界，进而令族人获得清晰的认同边界。

　　五、余论

　　尽管在数量庞大的明清徽州家谱中，设有村图者并不算多，但它们的存在却对于宗族有着强化自身认同的作用，进而使得有限的图像具备重要意义。在宗族主导之下，村图并非是族人所居村落的准确反映，而是描述宗族存在的直观图像。通过绘制内容与空间结构，观看的族人能够获得关于宗族所在村落的图像记忆。这种图像记忆，包含了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与从口耳相传与文字表述而得的记忆一起，成为族人宗族认同的有效支撑点。而这种支撑效用本身正是村图绘制者们需要实现的目的，只是他们并未以此种方式言说罢了。实际上，在明清徽州家谱中，其他图像与村图同样有着类似的功能。但对比村图，描述人物的祖容像、展现坟茔与祠堂的祠图和墓图更多地是强化宗族的历史记忆，于宗族边界而言，则未有太多地显现。如此一来，既有村图便有着其自身的特殊之处。尽管如此，零散分布与数量有限的状态仍然会对村图在整体上作用于宗族认同的功能产生影响。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既有村落乃是宗族族人居住之所的原因，亦和宗族实力、宗族与村落关系、村图篇幅等因素相关。此外，不应忽略，村图本身并不会完全超脱于村落之外，对于村图内容本身及其相应的变化，同样也能部分展现徽州村落本身的状态与变动。考察这些状况，同样能够解说长时段内明清徽州村落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状态，以及宗族在其中的作用与地位。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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