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朝恩：清代四川贤吏（一）

作者：李治墨

原载： 常州家谱

发表时间：2023-08-08

　　吕朝恩是清代乾嘉时期四川的一位官吏。他的真实籍贯不明、生卒年月不详、就连他的字号也失考，但是他的仕途经历却反映了时代的一角。

　　现有史料中对吕朝恩出身记录相对比较完整的是来自台北故宫《明清档案》（A326-119）中的一篇奏对，“顺天府宛平县人，由律例馆供事从优议叙正八品。”这里他的籍贯被记载为顺天府宛平县。但这只是寄籍，并非真实籍贯。清制，科举原则上必须在原籍参加考试。但是考虑到在朝官员中（特别是其中汉员）外地籍贯多，所以对他们也有所变通，就是有条件地允许他们的子女寄籍北京，有点类似于现代的报临时户口，大多在顺天府的大兴县或宛平县。口子一开，各种理由或者借口下冒籍的也就不少。顺天乡试就算不比江南容易，也远比江南名额多。所以如果在某家谱牒上看到兄弟二人，哥哥是江苏武进人，弟弟顺天大兴人，就往往是这种情况。律例馆是清初就设置的掌修撰法令、审定条式、颁行全国的官署，隶属刑部。供事则是在京官署书吏的一种，任职满一定年限，经考核合格者，可转为低级官员。

　　一、卅年宦绩

　　离开律例馆，吕朝恩“选授任重庆府经历（正八品），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三月初一日到任”（《明清档案》：A326-119，亦见《道光重庆府志》卷四•职官），从此他就在四川开始了整整一生的官宦生涯。五十五年庚戌（1790）年八月起以重庆府经历署叙永厅永宁县丞（正八品）（《光绪叙永永宁厅县合志》卷廿一•职官），驻赤水，今属贵州。任职时间不长，因为厅县合志记载继任者次年四月就到任了（同前）。五十六年辛亥（1791）又以重庆府经历署眉州州判（《嘉庆眉州属志》卷三•职官）。正式州判应为从七品，但是吕朝恩只是署理。五十八年癸丑（1793）府经历“俸满保荐”，署新津县知县（《道光新津县志》卷卅•职官）。正式知县应为正七品，但是吕朝恩也只是署理。同年改署通江县知县（《道光通江县志》卷六•职官）。但是这部《道光通江县志》只说“吕朝恩乾隆年间任”，显然非常含糊，也不完全正确，应该是署理。清代自中叶以后，地方候补官员多如牛毛，僧多粥少，任上官员走马灯似地来去。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八月署南部县知县（《道光南部县志》卷十一•职官）。在任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吕朝恩留下了值得考证的可观业绩。十二月十三日署知县吕朝恩申报的《署四川保宁府南部县备造卑县及儒学、盐大使、典史各衙门额设各役及里保甲长名数清册》非常清晰，广为引用，已经成为现代研究清代吏治的重要档案史料。例如其中《署保宁府南部县造赍典史衙门额设招募殷实粮民承充一案清册》记载：卑县典史“傅兆东衙门额设招募老诚殷实衙役，共一十六名。”短短的记录，把人员编制、用人标准，都写得清清楚楚。显示了他官吏才干。直到这个时候，吕朝恩的知县职务都是署理，而非实授，所以实际上他还只是府经历品阶。

　　同年呂朝恩调补垫江县丞，嘉庆元年（丙辰1796）三月初六日到任（《明清档案》A326-119，亦见《咸丰垫江县志》卷五•职官），随即调赴达州军营。吕朝恩从此被征调参加四川总督英善率领的对入川白莲教的围剿，并且屡立战功。“嘉庆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上谕英善等奏，夺占马鞍山贼卡巢杀贼匪情形一折。……县丞吕朝恩，……俱著咨部议叙……”（《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之八•圣训八）。嘉庆二年丁巳（1797）二月（成都将军观成等会合剿办）“…县丞吕朝恩，著即以知县用”（《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十四），随即补授郫县知县（《明清档案》A326-119），八月十一日“又议署四川总督英善奏郫县知县员缺可否准以垫江县县丞吕朝思升补一疏，奉谕旨吕朝恩准其升补，余依议”（《嘉庆帝起居注》卷二）。这次不再是署理，吕朝恩正式出任郫县知县。不过《嘉庆郫县志》（卷廿四•职官）记载吕朝恩“由律例馆供事考授正九品议叙”，显然有误。不仅与《明清档案》中“从优议叙正八品”相异，而且与他被“选授重庆府经历”的实际品阶不一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文到任，实际仍在军中。郫县事实际由举人出身的广西朱振源署理（《嘉庆郫县志》卷廿四•职官）。

　　嘉庆三年戊午（1798）九月“知县吕朝恩，著赏戴蓝翎”（《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一千四百九十九。此时虽然嘉庆帝已经即位，太上皇乾隆的实录还在持续）。嘉庆五年庚申（1800）吕朝恩短暂署理富顺知县（《道光富顺县志》卷之八•职官）。

　　关于吕朝恩回任郫县的时间，《明清档案》（A326-119）奏折中说，“（嘉庆）八年军务告竣，…，差竣回任。”但实际应为嘉庆五年。这不仅与《嘉庆郫县志》（卷廿四•职官）中他“嘉庆五年任”的记录相吻合，而且有清廷奏谕为证。“嘉庆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成都府知府赵秉渊转据郫县知县吕朝恩详送……”（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第174094-5页）。如果此时吕朝恩不在任上，就应该是署郫县知县的其他某某人了。

　　七年壬戌（1802）知县吕朝恩“重建申明亭，在县东门城外”（《同治郫县志》卷十五•学校）；八年癸亥（1803）知县吕朝恩“重建先农坛，在城东门外一里处”（《同治郫县志》卷十七•祠庙）。在吕朝恩任职期间，郫县发生的其它事情还包括重修般若桥、八里桥、学宫、育婴堂，文昌庙添祭、大成殿挂匾等。八年九月四川总督“勒保奏，川省历年承办军务出力文员。请分别鼓励。…知县吕朝恩等八员，（加）知州衔，…”（《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清制散州知州是从五品衔。嘉庆九年甲子（1804）二月初九，吕朝恩丁母忧离职，按律回籍守制二十七个月（《明清档案》A326-119）。直到十一年五月初九服满起复，六月二十六日“又将服满之原任四川郫县知县吕朝恩带领引见，奉谕旨吕朝恩著发往四川以知县用”（《嘉庆帝起居注》卷十一）。经过到北京的引见，吕朝恩再次成为了候补知县，十二月二十六日回到四川。但实际上他很快又被征调，参办凉山抚彝军务。

　　十二年（1807年丁卯）四月二十八日四川总督管巡抚事勒保奏报“犍为县知县程尚濂患病解任调理，经臣于嘉庆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具题，开缺所遗员缺系冲难中缺，应归部选。经臣声明川省现有应补人员，容俟拣员另行请补在案。兹据布政使董教增、按察使姚令仪详查，有候补知县吕朝恩，年力壮盛，办事勤奋，堪以题补犍为县知县等情。前来臣覆查吕朝恩才具明练，办事勤干，以之题补犍为县知县，实堪胜任。该员系曾经得缺引见奉旨仍发四川以知县补用之员，今题补知县衔缺相当，毋庸另请实授，亦毋庸送部引见，谨题请旨”。批紅：“该部议奏”（《明清档案》A326-119贴黄）。“又议复四川总督勒保题犍为县知县员缺请以候补知县吕朝恩补授一疏，奉谕旨吕朝恩依议用”（《嘉慶帝起居注》卷十二）。虽然调任犍为，吕朝恩实际上仍在凉山抚彝军务中。

　　十三年戊辰（1808年）“七月四川总督勒保奏报、生番缚献首逆乌卜乞降。凉山军务全竣。得旨奖赉。…知县吕朝恩…（赏）花翎…”（《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九十九）。《四川通志》（卷首之十二•圣训十二）说得更详细：“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本日勒保由六百里奏报生番缚献首逆乌卜……另折保奏在事出力文武各员加恩，均照所请。…知州衔犍县知县吕朝恩（等四人）著以同知直隶州升用。吕朝恩本有蓝翎，并著赏换花翎。”这样吕朝恩就有了同知和直隶州知州的正五品衔，并赏戴花翎。这以后，吕朝恩在犍为着实干了几年，也做出了一番政绩。

　　“…十八年（癸酉1813年，吕朝恩）擢授（酉阳直隶州知州），未到任”（《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二•职官志）。为了这次擢任，吕朝恩再次进京觐见。“（六月十三日）又将四川总督常明奏请升补酉阳州直隶州知州之犍为县知县吕朝恩等带领引见，奉谕旨吕朝恩准其升补酉阳州直隶州知州”（《嘉庆帝起居注》卷十七）。未到任的原因当然是他又一次被调办军务。《总志》介绍吕朝恩为“顺天宛平进士”，实为不确。另查台北故宫《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联合目录》，直到嘉庆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还有就犍为新开盐井纳税一事，朝廷给嘉定府知府宋鸣琦、犍为县知县吕朝恩的批复。

　　十九年初嘉定府知府宋鸣琦“以卓异班奉部签升广西苍梧道。”他在自撰年谱中写道“予于五月卸府篆，……署篆者为酉阳刺史吕君朝恩，昔官犍为令，夙好也”（《心铁石斋年谱》）。《同治嘉定府志》知府名序中也有“吕朝恩，宛平县供事，嘉庆十九年署”（卷廿三•职官），只不过府志里没有显示接篆于宋鸣琦，这是因为宋鸣琦任期内也常奉调公差，其间有几人临时署理知府。吕朝恩实际署理嘉定知府的时间非常短暂，虽然《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联合目录》有一片川督常明奏折提到署嘉定府知府吕朝恩，落款日期为嘉庆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而且这段时期中，吕朝恩仍然主要在调办军务之中。《四川通志》（卷九十五•武备•边防）中有嘉庆十九年上半年“四川啯噜岩夷匪亦因乏食出掠并伤毙居民，总督常明饬建昌道曹六兴等剿办”，“六月……曹六兴等攻克清溪夷巢（啯噜岩）”。成都将军赛冲阿和四川总督常明的捷报中有“曹六兴率署知府吕朝恩等讯据啯噜岩夷目……”。常明的另外一个奏折中有“勘定之啯噜岩等处、投诚之磨朵等堡，户口地亩必须趁姑清查，经升授建昌道曹六兴与饬派署嘉定府知府吕朝恩带同委员分投查办……”（《国朝名臣奏议》卷一•307页），说明这次吕朝恩的更多职责是抚彝善后。

　　有趣的是当时清溪县（今为汉源县）隶属于雅州府，雅州府和嘉定府同属建昌道。这趟差事中吕朝恩“越境”来到雅州府属地，他的署嘉定府知府，也就相应变成了署雅州府知府。十九年底成都知府出缺，由并不在任上的雅州知府叶文馥调署；而雅州知府印务，四川总督常明奏请由吕朝恩正式接署，“查直隶酉阳州知州吕朝恩为守兼优，结寔可靠，前曾委署该府（雅州府）印务，经理裕如。如委令署理，亦堪胜任。除分饬该员如赴署任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嘉庆二十年正月初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国朝名臣奏议》卷一•321-322页）。

　　“二十年（乙亥1815）七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常明等奏，查明军营出力文武员分别保奏一折，此次剿办…自应量予鼓励，…直隶州知州吕朝恩、吴升俱以知府升用，先换顶戴…”（《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之十二•圣训十二）。吕朝恩正式戴上了从四品知府顶戴。有趣的是这次获奖人员中还有后来成为吕朝恩女婿的盛善沆，“留川省，无论题调缺出补用（按察司经历）”。

　　此后再也未见得关于吕朝恩的下一步材料。但是从他此时年龄（虚岁六十左右）推测，致仕退休的可能性比较大。

　　吕朝恩为官三十年左右，一半地方政务，一半军旅戎机。这是一番非常罕见的不平凡经历！

　　二、文吏从戎

　　吕朝恩本非行伍出身，但是官宦生涯开始不久，他就被调赴达州军营，参加在太平东乡一带对白莲教的围剿。文吏从戎，一般是督办后勤补给，吕朝恩当然也是这样开始，但是他很快就被推上前线，带兵打仗了。

　　乾末嘉初，四川东乡人王三槐，响应白莲教而起事，聚众一度多达万余人。嘉庆元年（丙辰1796）十月十六日署理四川总督的刑部右侍郎英善奏曰：“十三日卯刻，奴才督率参将卢廷璋、知县刘清、县丞吕朝恩、照磨张锡谷、千总杨廷柱、外委宋占魁等，带领兵勇，分路直扑麻柳场贼巢；匪众悉力抗拒。旋闻新宁赴麻柳场一路枪炮声音，探知道员李宪宜、副将富明阿，率同大竹县知县刘佳琦、盐大使李基善，分带兵勇，前来夹击。该匪等首尾不能兼顾，纷纷溃散。”（《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一册）。同年十二月十三日英善又奏：“是以一面密饬各营卡严加准备；一面密派县丞吕朝恩，千总廖廷超，义首卫国平、王丕承等，带领义勇三百名，巡检朱向隆、把总张应禄、义首王寀禄、李逢春等，带领义勇三百名，各往普子岭一带相度地势，分起埋伏。”（《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二十四）。“县丞吕朝恩一路义勇绕至贼前，迎头截杀，毙贼六、七十名。义勇阵亡四名，受伤九名。余匪滚箐落涧，往马鞍山窜逃”（同前），显然吕朝恩这位小小的县丞，已经在领兵打仗，而且初战告捷，取得战斗胜利了。“县丞吕朝恩，……俱著咨部议叙”（同前）。

　　围剿继续进行，朝廷派来了新的统帅成都将军观成。他在次年二月初七日的奏折中说明了他与副帅英善和勒礼善的布局应对，“…臣等一面飞饬县丞余钰、呂朝恩带领八百义勇驰往马鞍山协同该处守卡都司…”（同前书，卷二十五），还提到“经历盛世绮等带领乡勇二百名…”，这位盛世绮就是前面提到的盛善沆的叔父。二月十八日观成等再奏，“臣等密派参将吕朝龙等带领满汉屯土官兵三百名，县丞呂朝恩、典史陈栋带领乡勇二百名。绕赴贼匪后路抄袭截杀”（同前书，卷二十六）。马鞍山的战斗颇为激烈，多名佐领、防御、知县、典史阵亡，但是清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转机出现于反间谍与获取对方军事情报，“据委员县丞吕朝恩盘获奸细郭联宗、徐文举、周聪元三名，一并委员严加讯问。据该匪等供称…”（同前书，卷二十八）。紧接着上谕，“所有盘获奸细之县丞吕朝恩，著即以知县用；冲入賊队之土把总王保，即赏千总衔；出力乡勇人夫优加奖赏，以示鼓励”（同前）。吕朝恩算是立了头功，随即补授郫县知县。这一战例也被写入后代反谍情报战历史书籍。

　　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总统诸军兼摄四川总督宜绵上奏说明他的部署：“另派原任总兵杨秀，副将雷仁，游击刘大魁，都司张东林、盖乾开，守备七十三，知县吕朝恩，教谕髙汝仪，候选从九品李蔼等，挑选精锐兵勇，由王家寨直取毡帽山”（《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一册）。九月初六他汇报作战经过奏曰：“杨秀等仍由正路进攻，密派知县吕朝恩、教渝高汝仪等带领乡勇，觅小路绕赴贼寨后面攀援而登，直至山顶。由上压下，两路攻击，贼匪溃败，被我兵歼戮殆尽，亦即占领毡帽山”（《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四十九）。吕朝恩再建奇功。但由于此役“首逆俱向通巴一路奔逸，仍未就获”，致使朝廷大大不满，除了正路杨秀稍有赏赐外，“其余各员著于…各首逆全数擒获后再行奏请…”（同前）。十月初八宜绵奏报战局不利，“臣飞饬参将王清弼等带领官兵，知州刘清、知县吕朝恩等带领乡勇绕道赴援，进抵龙城寨地方，均被贼匪拦截。”（同前书，卷五十三）。

　　直到嘉庆三年八月清军攻破安乐坪，生擒王三槐，算是初步完成了这次围剿目标。九月“上谕内阁曰勒保（乾嘉时代清军战斗力明显不如清初，临阵不断换帅早已是家常便饭）奏查明生擒首逆王三槐时随同打仗之镇将及在事出力之文武员弁义勇人等开单进呈（前有十人赏赐不同）…知县吕朝恩著赏戴蓝翎”（同前书，卷七十九）。蓝翎为鹖羽所制，赏予有军功的文武官员。但仅仅是知县，吕朝恩获得这一荣誉，是很不容易的。统率此次围剿，侍郎、总督、提督、将军就有四五人，文武高级官员甚众，四川一省调兵近两万。若不是单独领兵或立奇功，县丞知县这种些许小吏，是上不了《钦定方略》的。吕朝恩屡屡被提到，并获奖赏，可见其功。但是既是这样，也有几处原奏折上提到吕朝恩，但是到了《钦定方略》也被略去。例如前文提到的嘉庆元年英善第一篇奏折，在《钦定方略》就被省略为“十三日卯刻，臣督率参将卢廷璋、知县刘清等，带领兵勇，分路直扑麻柳场贼巢”（同前书，卷二十一）。嘉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宜绵奏言：“…经百祥同副将雷仁、游击哈三泰、王相龙、知县吕朝恩等督率兵勇，分投搜捕，歼戮四五百人，…”。在《钦定方略》也被省略为“经百祥同副将雷仁等分投搜捕，歼戮四五百人”（同前书，卷五十一）。

　　战斗并未结束，余党仍在逃窜，围剿逐步转为清剿。嘉庆三年十二月初六勒保又奏言“查达州为粮饷重地，且系贼匪往来熟径，不时出没窥伺…当派署达州事候补同知直隶州黄铣，知县吕朝恩、李霖选派附近各寨乡勇星驰剿捕…”（同前书，卷八十五）。嘉庆四年“十一月建昌道刘清赴太平安设滚运台站檄赴东属周家河守站。腊月大股贼七八千突至，寨多屯粮而新立未固也，寨兵少不敢出战，凭栏以守，贼旋退。予（朱向隆）度其且夜至，重賚乡民，勉以协力防堵。漏三下，贼果至，火光烛天。寨三重，贼已破头围。众恇惧时，郫县令吕朝恩适以催粮至寨，因与分地而守，尽力堵御。寨顶有关帝庙，其祷焉。天明贼逡巡去，佥一谓得神助云。”（李兆洛《安岳知县朱（向隆）君传》见《养一斋文集》）。元年马鞍山一役，吕朝恩和朱向隆曾分兵设伏；此役他俩又合兵分地而守，配合自然是天衣无缝，抵御了七八千围兵。

　　因为这次围剿发生在东乡县，一些现代研究人员把吕朝恩误为东乡县丞，其实他是由垫江县丞应征调来东乡太平一带参战。从嘉庆五年开始，吕朝恩先署理富顺，后回任郫县，逐渐淡出军务。嘉庆八年清剿基本结束，九月二日“上谕内阁曰（四川总督）勒保奏，川省历年承办军务出力文员。请分别鼓励。…郫县知县吕朝恩（等八员）…加恩赏给知州衔。…”（《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续编》卷十八）。

　　此后吕朝恩又曾两度被征调，第一次是参加凉山抚彝军务，第二次是参加瞻对抚藏军务，可惜至今尚未发现关于吕朝恩更多的细节描述。只知道第一次后吕朝恩赏戴花翎（花翎为孔雀羽所制。作为从五品知州衔知县被赏戴花翎，在清代实不多见）、署马边厅事、同知衔；第二次后直隶州知州吕朝恩以知府升用，先换顶戴。可见他都是有功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