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四）

原载：畅明谈宏观

时间：2023-06-06

　　2、金融垄断是技术创新之敌

　　今日之美国正是社会的技术需求出了问题。美国目前问题在于金融垄断集团的对生产制造部门造成了严重的排斥，这是一种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以美国的医疗保险集团和军工复合体为例就可见端倪：

　　从西方经济学理论上来说最好挣的钱，就是价格弹性极低的商品。这样的商品供给对价格影响不大，因为无论多高的价格消费者都会支付。简单说就是“乘人之危”的东西，比如说成瘾性药物、饥荒时期的粮食以及危及生命的疾病治疗。而美国医疗保险集团挣的钱正是如此，其业务无异于掐着老百姓的脖子逼着他们交钱。

　　医疗保险复合体在美国的不断壮大，伴随着美国债务规模的扩张，是美国的金融势力侵入国民医疗体系的一个过程，当金融集团完全渗入这个垄断生命的产业后，其自然成为了侵蚀美国财政和美国人生活的最大蠹虫。

（数据来源：wind）

（数据来源：人大教授翟东升）

　　而军工复合体则裹挟着美国的打了许多场失败的战争：出兵伊拉克结果成就了伊朗的什叶派之弧；占据阿富汗二十年结果被塔利班夺取了政权。其中蹊跷了的军费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曾经特朗普想要调查，结果派去的财务核查人员就“意外”出事故了，最后美国在阿富汗投入了2.26万亿的美元，结果全都便宜了塔利班。

（这种事再调查就不礼貌了）

　　但医疗保险集团和军工复合体有相似之处，医疗保险集团挣得是美国国内的人命钱，军工复合体挣得是海外的人命钱，二者都是典型的垄断型产业结构。

　　垄断结构天然会对弱者下手，因为无论是对外开拓还是技术探索，都是不确定的事业，风险较大。而对内利用垄断地位去“欺负”弱者，相对成本更低，收益可控。所以美国就用了发达世界最贵的人均医疗支出，达成了最低的人均寿命的“成就”，一个3亿人口的发达国家连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如：

　　2022年，中国的人均寿命（77.93岁）超越美国（76.1岁-2021年CDC数据），虽然人均寿命相近，但双方在医疗上的投入费用天差地别；

　　2022年美国人均医疗支出为11330美元，同期中国人均医疗支出为2120元人民币，约306美元。（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

　　美国的军工集团更是柿子专检软的捏，遇到伊拉克、阿富汗就重拳出击，可是在南海遇到中国就唯唯诺诺；乌克兰问题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台海问题面对封岛就只能抗议嘴炮。

　　美国的军工事业对比中国的发展已然大幅滞后，不但连F-22这样先进战机生产线废弃了没法重建复工，还点错了科技树发展了一大堆如武库舰这样应付治安战的“虐菜玩具”——正所谓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这使得美国的军事力量不再适应于世界大国的博弈。美国这是在重走当年大英帝国的衰落的老路：决策机构受制于垄断集团不能自我革新，社会资源沉溺于垄断的超额利益不能自拔，技术革新无法得到大规模生产实践的反馈。

　　应该说军工复合体和医疗保险集团的膨胀与无能，只是美国金融霸权的一个侧面。毕竟连医疗都能跟金融相结合，战争自然也能为了金融目的而进行，可以说盎撒贸易文明这是打算把人命钱赚到底了。祖宗们稿奴隶贸易用黑奴摘棉花，子孙们吃包装金融外壳的人血馒头，也算是一种传统的继承了。

　　而美国最大的垄断集团，实际上就是金融垄断集团。因为这个集团生产的产品比较特殊——美元。制作成本是美国立国200年打赢了两场世界大战外加一场冷战的功绩、再加上从19世纪末以来一直到20世纪后半页为止的全球第一大产能国的历史惯性。而其收益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用任意的美元换取各种商品。这种吃祖业的败家生意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顶级的垄断业态。而代价是什么呢？那就是要想练成“金融神功”，必须要对自己痛下杀手——完成去工业化。

　　因为强势美元与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角色天然不相容。要想做白吃白喝的世界货币供应者，就必须维持强势美元，而强势美元会让出口商品失去价格优势，必然会导致生产制造业萎缩不振。美国的选择是用三个没有主权的国家来作为生产国承接生产工作（日本、德国、韩国），而美国自己脱离劳动去彻底拥抱金融霸权。

　　至于今日，美国的第三产业的GDP占比已经高达80%以上，第三产业的服务就是加在制造业身上的沉重镣铐，美国不过一共2.49万亿的制造业规模（2021年数据 Wind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其法律、会计服务、企业管理（Professional and business services）等项目创造的产值也能达到两万多亿，可见美国的服务业对制造业盘剥之重。

　　美国的政治系统中有着大量法律背景的人士，因此也被人戏称是“讼棍治国”。如奥巴马、克林顿、希拉里、拜登都是法律专业出身。而美国的法学院就是美式特色的科举体系，筛选严格而学费高昂，是美国用来生成盎撒系“士大夫”的重要人才绿色通道。所以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在美国政坛格格不入就不难理解了，也难怪美国讨论的社会问题都很奇怪，比如是否应该将性别分成96种，如此刁钻的角度，哪里是碳基生物能整出来的活儿，可见美国的盎撒大儒们脱离生产日久，已然是异化为人类的一个亚种了。

　　经济上有金融垄断集团算计，政治上有脱产大儒们搞一堆白左教条瞎指挥，对外没有价格优势，对内则是靠奶头乐政策对民众娱乐至死以消沉其意志，甚至为了麻痹其神志给毒品解禁。面对如此局面，纵使是罗斯福复生，也难以让美国制造业回流，实现美国的“再次伟大”，就更别提特朗普了。可以说美国想要制造业回流，只可能发生在纳粹化以后，军工领域还有些许可能。

　　3、技术的首创地与技术的发展地为何会两分离

　　在垄断集团势力过大的情况下，如果缺乏强力的整体协调机制，就会发生技术的“创新中心”与“发展中心”相剥离的情况。因为技术离不开应用，而应用成为产业必然生成撼动原有的格局的强大能量，此时若无强力的整体协调机制正确地驾驭这种能量，那么这种能量对于召唤者来说也可能是极具破坏性的。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调整那可不是“请客吃饭”，技术革命也是革命，也是一个新的阶级通过技术革新的方式推翻原有统治体系的过程。如果社会的落后垄断势力过强，那么在技术水平落后的地方，可能是技术创新无法出头；但是如果在技术水平先进的地方，如果其没有强力的整体协调机制替先进的生产力开山劈路去调整全社会的生产关系，那么就会发生垄断集团把持技术成果，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道路导向错误的方向，最终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导致先进生产力从其原产地“迁徙”出来，自己找到更适合的国家来落脚发展的情况。

　　古希腊由于专精于当时的地中海贸易，所以引领了一时的技术及文化创新，但是由于其内部结构松散没有完成有效整合，最后其文明成果为罗马所吸收而发展，并最终为罗马所兼并；

　　战国时期韩、魏、赵三家本为中原霸主晋国，占据中原四通八达沃野千里的丰饶之地，但是由于其内部的分化，导致“冠履倒置”公卿各自为政，最终一分为三之后，其魏国的政治创新、其韩国的武器技术创新尽数为秦国所吸收。于是秦国用着魏国人商鞅按照魏国的李悝变法进行组织革新，用韩国的间谍郑国来进行水利建设-郑国渠，三晋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成果最终都变成了秦王扫六合的“垫脚石”。

　　电气时代的德国也是如此。德国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后碎了一地，遍地是城邦，最终被普鲁士整合统一。但是由于其统一未久加之外部压力过大，结果就是由无数城邦转化而来的德意志，处处都是“听调不听宣”的大爷，普鲁士对南方诸邦的统治力尤其堪忧。一战时“内鬼”巴伐利亚国王拒绝向协约国开战，在帝国内部酿成巨大危机，德皇只得许诺战后将比利时赏给巴伐利亚国王，于是德国率先发兵比利时。所以一战的导火索发生在南欧巴尔干半岛，但德国却率先向比利时出兵扩大战争规模。但打比利时就等同于直接向英国开战，而英国又拉来了盎撒系的“新贵”美国，最终导致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

　　二战时期，又是因为其军队中的容克军事贵族集团盘根错节势力庞大，以希特勒之极端者尚需对其妥协以笼络之。故德国迟迟没有进行总动员，直到著名的二战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败后，德国才开始匆忙进行总动员（1943年2月），但战机转瞬而逝，最终又是战败为结局。于是其自普鲁士一统德国以来的技术积累如核技术、火箭技术等尽数为美国所吸收，积数代之功最终只能成为一个被阉割了主权的制造基地。一个引领过技术革命的强国，最终成为了他人霸权的“嫁衣”。

　　德国在电气革命中率先实现了技术突破，但是却连遭两次亡国之苦，正是因为德国没有强力的整体协调机制来调整理顺内部的生产关系，所以其过度依赖对外的军事手段来解决生产力发展空间的问题。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德国搞反了内因外因的原理，自然是生产力越发展其国家面临的风险就越大，最终由一个工业革命后的欧陆巨头沦为了美国的掌中之物。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强力的整体协调机制，一个国家是架不住先进生产力的。因为先进的生产力对外会改变世界强权的实力对比格局，对内也会改变一个社会的内部结构。此时如果存在强力的整体协调机制，就可以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封锁，完成内部的革命式迭代——技术革命会引发阶层的强烈变换和社会结构的大幅度变化，只不过是以整体都能受益的增量改革形式来实现，继而可以整合起内部的力量来统一对外，抵御外部的敌对力量，为新的生产力的拥有国争取到适当的国际分工地位。

　　古希腊就是因为城邦林立，贸易致富的城邦贵族不愿意整合，最后为罗马所灭；韩、魏、赵是因为公卿贵族力量过强，所以不愿意接受铁器时代最优解——商鞅制定的秦制，最终为秦所并；德意志则是过分受制于容克贵族的军事集团的制约，处处以其军事集团的利益为要，甚至不惜为此去打世界大战，最终为他人做了嫁衣。这些失败的技术创新者们，都曾经一度拥有过当时先进的生产力，但是最终由于缺乏强力的整体协调机制，没办法调整内部的小集团和既得利益者，进而导致内部失衡而引起外部竞争不利，最后为人所图。

　　自古无德让有德，有道伐无道，即是此理。先进生产力，岂为西方所独设，唯能抑制垄断者得之，唯社会化大生产者用之。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生产力也是一样，先进的生产力会找到其最适宜的生产关系完成匹配。

　　4、先进生产力的“择婿”要求

　　所以技术创新的原产地，不一定是技术发展、技术革命的最终发生地。先进的生产力也是一个“大家闺秀”，要出得起丰厚“彩礼”，对待它“精心呵护”才能把它“迎娶过来”，并且跟它“过上日子”，最终诞生出技术革命引领世界。要如此，没有诚恳的态度不行——要抑制垄断势力；而另一方面，没有雄厚之力不行——生产规模要大。

　　技术的突破实现以后，就是世界各个国家在规模上的比拼了，谁的规模大谁就能最终“迎娶”成功“先进生产力”。因为在现代社会，本质上技术的封锁是无效的，因为技术封锁会给技术信息带来极高的超额收益，而在超额收益面前没有资本家能保得住的技术秘密，而在西方社会，恰好是资本家掌握着这些技术信息，于是一个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中，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不断地富集全世界的先进生产力，最终将倡导“门户开放”两百多年的美国逼成了“贸易自闭”——又是贸易战，又是技术封锁，完全违背了美国的“祖宗成法”。

　　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生产力是长着腿的，它不管你是什么人种？不管你供奉的经济学牌位是什么？不管你信的是个啥？哪里能得到发展的能量就去哪里。对于生产力来说，生产规模就是它最重要的“食粮”。曾经美国拥有过世界第一的产能，那时候也确实掌握了世界先进的生产力。但是如今美国自己已经“神功大成”彻底阉割了自己的实业体系。

　　美国的水泥产量还是世界第三，虽然在世界上还是领先的，但是其产量跟世界第一中国比起来只是二十七分之一。

　　美国钢铁产量世界第四，但总产量不过是排名第一中国的十分之一。

　　而外包了美国生产任务的德、日、韩三个无主权的生产国体量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如中国，自然是天下之先进生产力汇集到中国后形成的结果。至此，贸易文明世界秩序的终结者、西方五百年来优势地位的逆转者，发达国家的粉碎机——新中国，就让华夏生产文明再次恢复到了汉唐时期的世界格局：东方与西方相峙而立，天下之机自华夏出。华夏文明之所以是生产文明，就在于：

　　能不能打破垄断集团的桎梏，能不能一致行动统一指挥，能不能搞定内因而不依赖外因，这些才是为先进生产力的调整好适宜生产关系的关键。而中国，在文明的基因里就刻着这三条的解决方案：

　　（1）中国特色的反垄断机制与中国人对强者的辩证观：中国一直没有贵族的概念，这是因为贵族的平均有效期一般不超过三百年，中国每隔二百年就会进行一次彻底的“武力选举”，让各派势力大打特打各显身手，最后胜利者接管整个文明的实体。所以像西方那样几百年的贵族我们这里基本是见不着的，从长期来看这个社会阶层的更新率可以说是世界之冠了。即便在太平年月，中国的社会也会组织各种降低社会熵值的活动，比如迁徙豪强于茂陵等。由于中国人唯物辩证的世界观，所以对于形势变化的洞察力尤其深刻，更由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等观，更让中国人对于一时之强者没有迷信，凡是存在的都是必然要灭亡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这种信仰，所以对于突破垄断集团的桎梏没有想不想的犹豫，只有能不能的权衡。

　　（2）中国自古以来的整体协调机制：为什么中国无论怎样战乱，无论有多少个割据政权，最后都要归于一统呢，这就是因为华夏文明有着强力的整体协调机制——秦制。由于没有权力的代理——封建主，来作为“中间商赚差价”，所以中国基本自秦朝以后就不存在欧洲那种形式的封建制度了。郡县制中所有地方官员的权力来源都是中央政府，而权力对来源负责是客观的社会规律。所以这种制度下基本上只要是生产力水平能够覆盖的地方，基本上中国人就能够覆盖。除了西部、北部的荒漠，西南的高原、东南的密林，基本上凡是适宜在农业时代进行生产活动的地区，就大部分都是华夏的领土。由于人种相同，制度相同，组织习惯一致，自然无论怎样激烈的内部博弈，最终都要以统一为最终的结果。这就让华夏文明在几千年来都能够一致行动统一指挥，以全民族全国家之力来应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挑战。

　　（3）中国的战略是基于内因利用外因的：中国的组织协调，是以内因作为主要方面的，正所谓内圣而外王。所以华夏生产文明的特点，就是能比较正确地认识外因和内因之间的辩证关系，能够把解决内因作为主要的发力点。新中国是始终把独立自主当做是立国之本的，在无论是美苏争霸还是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中，始终以现代化为发展目标。因为华夏生产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以内部建立生产秩序，有效组织生产为主要的治理目标，一些对外的战争往往都是自卫反击式的动机，虽然有时候会力度大一些，比如对于匈奴和突厥。但是华夏文明从来不鼓吹侵略式的扩张，而是以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的方式来实现同化。由于中国内因问题解决的好，所以在对外的战略上，就有了超长的规划，可以几代人做一件事，可以集全国之力做一件事，这种基于内因的强大战略的规划和实现能力，就完全超越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想象极限，所以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就被中国轻松地打破了，因为即便再精明的头脑，也想不到中国能在25年间GDP增长了15倍，饶是如此还能不忘初心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掌握着社会化大生产的绝学。一个生产规模超过美国及其仆从国，组织能力优于苏联，人口规模等于全部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这样的国家对于先进生产力来说，是最理想的栖居之所。虽然西方世界对此难以接受，但是对于华夏生产文明来说，这其实正是回到了汉唐时期的状态：做好自己自然就雄立于世界了，华夏的强者往往只需要朴素的发展策略。所以《孙子兵法》说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这说得就是要把握内因，才能利用好外因的的辩证博弈观。

　　发现与利用客观规律，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组织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这本来就是华夏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在专攻的“主营业务”。青铜器来自于西方，而我国最终出土了140多万件青铜文物，而世界所有其他地区出土青铜器之总和不及华夏文明的一个零头；炼铁技术也来自于西方，但最终华夏文明在铁器时代生成了秦制，建立了垂直管理的郡县制，确保了在之后的2000年中国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佛教来源于印度，而今印度的梵文要靠华夏文明的记载才能解读；马克思主义来源于西方，但只有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用社会化大生产为全球输出工业品；市场经济也来源于西方，但中国是世界市场上最大的贸易国。

　　所以一个技术、一个思想从哪里来的对我们华夏文明来说并不重要，英雄不问出处，但是只要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合于天道，那就是我们可以借鉴的素材。之所以中国可以做到几千年来对世界的各种文明成果吸收之而超越之，就是因为我们华夏的文明基因中，实际上是以唯物辩证法为精神信仰的，唯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永恒的。所以无论天地怎样旋转，只要人类还是依靠科学和理性的，那么华夏文明就将始终保持其生命力，不断地为人类贡献前进的实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