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三）

原载：畅明谈宏观

时间：2023-06-06

　　6、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所以在智能时代，人类的组织模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一种国家为主体的、在行政和军事领域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实现了无人化与智能化的“新法家”制度早晚会出现。当这种组织模式成熟之后，世界就迎来了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就是生产文明将成为世界的主宰。

　　贸易文明是采取“以利诱之”的方式来改造世界的：对于国内的封建领主，是工业革命用增量赎买其权力；对于世界各地，是拉拢其上层以实现间接统治。所以贸易文明的死穴就在于“总体战争”：因为一旦发动国家的全部力量举国相争，那么依靠豪强的治理模式就失效了，以利诱之的收买之策就没用了。所以“总体战争”这四个字就是贸易文明的催命符。在鸦片战争中，英国的部队只要击败清政府的一小部分军队，就能完成对庞满清帝国的侵略。这是因为清帝国认为汉人的威胁大于外人的威胁，所以宁可丧权辱国也不愿发动人民展开总体战。

　　但是到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这套就不好使了，一战丧了元气，二战彻底解体。这是因为一战与二战打的都是总动员的现代化战争，不是决斗式的精兵对决。而美国也是一样，面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苏联可以直接用利益对其“斩首”——培养扶持起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去夺舍苏联。而面对中国，无论是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这样的“武斗”，还是如贸易战这样的“文斗”，基本都是以败北告终。这就是因为新中国实际上始终用“总体战争”的模式来应对威胁：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国还是一穷二白的状态，但是面对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举全国之力与之相争，最终以弱胜强取得胜利。

　　军事文明是采取“以力迫之”的方式来改造世界的：对于内部以武力压迫消灭反对者，对外用军事手段去实现国家利益。如苏联，虽然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其非但没有解放全人类的觉悟，实则行的却是军事霸权之实。如布拉格之春、匈牙利十月事件，都是苏联用军事手段直接强行干涉盟友的情形。一旦无法使用军事手段，如戈尔巴乔夫面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民众抗议表明了不会用兵，结果其就直接独立脱离了苏联。

　　苏联对中国也是如此，明明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非要破坏平等原则去试图控制中国的主权，自然中国是不会答应。结果导致冷战中美国与中国结成统一战线，使得不可一世的苏联军事帝国竟然拱手而降，并且是投降了还被肢解了。这就是军事文明以强力改造世界的问题，耗竭式发展，力竭则亡。

　　无论是贸易文明还是军事文明，其本质都是将人群分化的组织模式。让一小部分获取优势地位，而后用这些资本家和实权派去利诱或者威逼剩下的大众。

　　汉朝也是从自由经济开始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发展自然经济，而后盐铁专营与迁徙豪强于茂陵，集中天下之力以争匈奴。而英国、荷兰包括现在的美国就是只知自家揽财，不顾国家之利益，让资本流入敌国以成其势，弱国以盈利。这就是生产文明的贸易状态与贸易文明的区别，都是放权发展，一个是为了强大国家整体实力，另一个就是为了纯粹的积蓄财富。前者豪强起时则国家抑制，有国家的任务（对外征伐匈奴、对内均输平准）向全社会发放，使得大众始终有出头之日，后者就是贵族盘根错节，权钱相结而固化。

　　对比一下秦朝按军功授田授爵，和清朝按八旗身份授粮的政策，就可见其区别，前者是生产文明的军事模式，就是举国皆兵，后者是军事文明凌驾于生产文明，就是军事贵族制。前者是按劳分配，后者是按出身分配。这就是军事文明与生产文明军事状态的区别，都是军事当先，秦帝国是消除出身的差距，全社会崇尚平等；清帝国就是世袭的军事贵族，严格的防范社会大众。

　　所以生产文明的本质，是一种整体协调与社会同化的发展模式。正所谓“家国一体，义利兼顾”，是一种阴阳协调的“中道”。其既有开通商路的贸易本领，也有攻伐不臣的军事手段，但是其无论是用“胡萝卜”还是“大棒”，本质上都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环境，是为了达到一种平衡的“稳态”。所以生产文明的特点就是人格的平等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社会整体的统一协调——“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

　　如果说贸易文明在经济的角色是一个类似中间商的角色，那么军事文明就是拦路抢劫的强盗角色。这二者都是以劳动为耻，以巧取豪夺挣买路钱为荣的。所以其无论倡导何种主义，最终要么是资本搞垄断，要么是权力搞垄断。其社会都是呈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只不过是资本搞得分化还是权力搞得分化之间的区别。它们总是愿意搞一些小团体小集团来治理国家。所以从文明的角度来讲，美国的贸易文明与苏联的军事文明都是侵略性强，掠夺性强的行为模式，所以其二者才构成了一对矛盾。

　　而生产文明就是一个生产厂商的角色，讲究的是“劳动致富”，追求的是自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攫取他人之利，这就使得中国的战略决策是立足于自身的。所以中国能从苏联、美国处都得到支持，又不依附于任何一方。作为生产文明的中国，本质上是兼取美、苏之长的，既会贸易也会军事，既会搞市场经济也会搞计划经济，既擅长轻工业也擅长重工业。这种模式下，一个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出现了：生产文明强势崛起，自成一极。

　　一旦厂商做大，完成了产能的大一统，自然就没有中间商牟取超额利润的空间了。因为厂商可以自己建立一套由生产秩序主导的贸易体系，你再便宜能比厂商更便宜吗？你再囤货能比厂商的货权更重吗？这两个不能就是美国霸权的催命符。所以美国无论怎样超发美元，它只是掌握了币权，而货权一旦不配合，那它的这个美元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

　　在比拼生产力的时代，军事文明就没有实力上的优势，因为技术与产能比好勇斗狠的军事技能更重要，这就是奥斯曼、俄罗斯、清帝国都沦为笑柄的原因。而在核平衡时代，更是军事文明的绝路：核大战不能打，地区性战斗赢了也改变不了世界格局，输了就丧失军事威慑力，纵然囤下为世界大战预备的武器装备，也只能在核平衡时代慢慢看着军械变为废铁。

　　而在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时代，则“智能秦制”与“新法家”相结合，谁最先建立起大规模的智能化集群式反导系统，谁就能跳出核平衡而统御世界。这比拼的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能力了。

　　五百年来，贸易文明逐渐兴起，军事文明逐渐衰落，而生产文明也趁机彻底拜托了军事威胁开始崛起。在今天，贸易文明到达顶点开始衰落，而生产文明则开始逐步接管世界秩序。而生产文明建立的世界秩序，将扭转五百年来的人类分化趋势，让天下大同的模式成为主流。这意味着一个义在利先的转化，一个国与家一体的模式。生产文明收获的季节来临了。

　　在未来，如果是按照现在的节奏向智能革命的方向发展，那么大概率未来的世界要在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体系下来运作。那将是一个比贸易文明下的世界秩序和谐、稳定得多的文明体系。

　　因为贸易文明的规则，是以“钱”为本；军事文明的规则，是以“权”为本，而只有生产文明的规则，是以“人”为本：无论是钱财还是权力，都是身外之物，财富取之于社会亦要用之于社会，权位越高而责任与风险越大。对于生产工作来说，“钱”对应着物资，“权”对应着组织，只有靠“人”把物质有效的组织，才是生产工作的核心，所以华夏生产文明建立的世界秩序，就是一个以人为本，以均衡为宗旨的世界秩序，这与现行的贸易文明国际体系和原来的军事文明国际体系比起来，无疑是人类更加光明的一条出路。

　　六、华夏文明的基因为什么是生产文明

　　天行健，自强者不息。这是周易乾卦的卦辞，周朝将商朝的官方哲学体系《归藏》中的坤、乾排序做了颠倒，形成了今天《周易》乾为首，坤为副的格局，自此华夏文明的乾坤既定。坤卦的卦辞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故而乾坤之道合起来，就是说先自强而后蓄德，强者亦需德为辅方是正途。故而民族国家之生存，需兼用乾坤之道，但要以乾道为纲。乾者，阳也，动者之属，亦可类比于人的劳动；坤者，阴也，静者之属，亦可类比于物质的积累。所以中国人的信仰自古以来就是天地之间人为本，物贱而人贵。所以新中国所独有的天下为公、独立自主、按劳分配的国家精神，是华夏文明的精髓所在，亦是传承了3000余年的华夏信仰。新中国，就是现代化的华夏文明实体。中国人之所以在清朝灭亡后的“武力选举”中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诸多现代思想中与华夏文明最匹配的。

　　虽然马克思是德国的犹太人，但是他的辩证思维模式与西方的主流思想迥异，而独与华夏有相近之处。其所倡导之公有制及社会化大生产在西方鲜有存在，而在中国自秦国起就是历朝历代的“标配”：

　　商鞅变法就是一次公有制改革，其将世袭贵族之领土尽数收归国有，故而才能以土地来作为军功爵体系的奖励。而军功爵体系，也正是战国相争时代的特殊“按劳分配”体系。按照战场上的功劳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授予相应的官衔和田地，这实际上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全国之人参与到统一事业中的积极性。秦帝国的武器装备，皆由流水线完成，其一甲一刃，皆非一人之功，而是众人之合力，故其生产力为一时之长。秦之统一，论其组织思想则来源于魏国，论其兵器则箭刃精良不及韩国，论其士兵则骁勇善战不及赵国，论其国力则人口雄厚不及楚国，论其财富则经济发达不如齐国，而能一扫六国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匹配之故耳——秦帝国在农业时代达到了工业时代的动员比例，并且创立了唯一一个封建体制下的垂直管理体系：郡县制，自此把统一刻进华夏文明的基因。

　　秦帝国的胜利，是先进组织体系的胜利，而不简简单单的军事的胜利。在六国相争的战国时代，战争形式都非常类似于一战二战这样的现代化总动员的战争，基本上与后来的全世界封建时代的战争都很不一样，动不动就是几十万人的大战，基本就算是农业时代的动员极限了。所以长平之战秦赵最后比拼的是后勤能力，赵国后勤不继粮草告罄，自然只能换下稳健的廉颇改用赵括去出击以求速决。而秦灭楚，更是倾全国之力出动了六十万人的军队，这在农业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规模。所以秦灭六国，最根本的原因是秦制下的生产组织力与其他六国形成了代差，这种强大的整体协调机制——秦制，最终成为了华夏文明的代表。自此以后，华夏文明就始终具备着强大的整体协调机制，所以无论生产力如何发展变迁，但是中国总能找到合适的方式来适应之发展之，正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

　　秦制可谓华夏文明之阳极，然而孤阳不长，最终汉承秦制，以黄老自然之道与民休息，经文景之世，以坤道之厚德待民，故物用丰饶而民气旺盛。汉初的黄老之道，与全球化中所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同源的，都是放任民间自由发展，以少干预少管理为宗旨，也基本达到了同等的效果，那就是物质充沛而豪强跋扈。汉文帝曾经连铸币权都下放到民间，与如今美联储一样。但是这个后果就是一方面社会的财富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就是地方豪强财阀并起，掀起了吴楚七国之乱。

　　文景之治是为阴极，阴极而阳生。最终汉武帝确立起了外儒内法的体系，把秦制用于管理国家机器，把儒家的集体主义用于梳理社会关系，二者表里协调，华夏生产文明自此成型，周而复始，始终能定期通过“武力选举”筛选出强力的政治集团来让华夏文明与时俱进。直至清帝国以一姓之私屏蔽了华夏文明的国际视野。清帝国在中亚都设有情报站，其对于西方世界颇为熟悉，如乾隆就是被砍头的法王路易十六的笔友，其派遣使者的计划被法国大革命所打断而泡汤，至今乾隆的书信仍保存在法国的卢浮宫。在大航海运动开始上百年后，清朝对西方的认识难道能反不如明朝，这种反常的现象明显不符合客观的发展规律，如明末的《天工开物》一书就详尽介绍了当时世界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但是却为满清的文字狱所困，于中国失传，反倒是在日本流行开来启迪民智，这种文化倒退的现象，恰似罗马为蛮族所灭之后的黑暗中世纪。

　　所以中国在近现代的落后恰恰不是华夏文明的原因，这在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华夏文明的生命力的几十年间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中国的落后就是军事文明凌驾于华夏生产文明所致，这使得华夏文明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信仰去顺应生产力而顺畅地调整生产关系，这种调整的机理被锁死，自然会陷入到清末那种麻木僵化的状态中去。

　　秦汉第一帝国的发展，是经历了完整的“元、亨、利、贞”四个阶段的。

　　“元”者，初始之意，四季应之以春。秦王扫六合，是为始皇帝。华夏之始，即是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秦制。其革除之力尤为强劲，所以完成了大一统的历史任务，开创了华夏文明在农业时代的基础模式。然其烈度虽甚，而持久之力稍缺。

　　“亨”者，壮大之意，四季应之以夏。汉高祖以高龄建国，合众人之力，故而分封与郡县并行。继之文景之治，与功臣勋将共治天下，行黄老自然之经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故而国力大涨。然其放任豪强，国势略有所分。

　　“利”者，收获之意，四季应之以秋。汉武开边，安南、朝鲜、河西、南越、西南夷进入华夏，倍增国土而远逐匈奴。此中国与周边成发展代差之势，华夏生产文明穷极地理之机，家国天下至此成型。迁徙豪强而聚之于茂陵，均输平准而物货应之于军争，此天下之势集之于国家，举国相争于外，拓展华夏伸展之空间，外卷而不内卷。经济之利用之于国家之义，此华夏之秋也。

　　“贞”者，坚守之意，四季应之以冬。昭宣之治，内明而外简，承前代之功业，守正而养德。静欲养身，谨行守常。自是严冬虽至而华夏之力得存。前代实践为后代相承，起伏曲折而向前进，螺旋相交而向上升。

　　此“春”，“夏”，“秋”，“冬”，则华夏文明周期之四个相位。此即为华夏文明强大生存能力之奥妙：于周期震荡中而存在，以周期去除存量之阻碍，四时之特征不同，而其前进之方向不变。故此虽历经冲击，于变幻莫测之形势中得以顺势变化而得生存。

　　从清朝的“既济”，到民国的“未济”，再到新中国的的自强不息。“乾”之道，正是新中国贯彻了华夏文明的本源之道。新中国与周朝乾坤之义相合，是华夏文明三千年来不忘初心的文明力量。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虽是文明古国，然而对于当今的世界来说，中国却承担着“革故鼎新”的人类使命。

　　七、先进生产力的创新与迁徙

　　1、技术创新的两大关键因素

　　技术创新往往是随机的，所以较大的试错容量和较强的社会技术需求就有利于其发展，在一些小集团林立的社会环境中有利于其孵化。比如轴心时代的希腊、战国时期的三晋、汉初的休养生息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蒸汽革命时期的英国、电气革命时期的德国、信息革命时期的美国等等。在不同时期，技术的创新驱动地区不同，但普遍的规律是：

　　（1）物质资源大量汇集

　　（2）社会有较强的技术发展需求

　　之所以物质太匮乏的地方很难技术突破，是因为当地科学研究缺乏必要的试错容量，如中东、漠北。

　　而沉溺于垄断收益的地方也很难有效发展技术创新，因为社会的资源被一些“没本的买卖”大量吸收，使得社会的技术需求不强，如电气革命时期的英国沉溺于殖民地垄断贸易、沙特苏联等资源出口国沉溺于其自然资源，这都使他们坐拥大量资源而无技术革新的进取之心。

　　所以对于技术革新来说：物质资源少了不行——没有足够的试错容量搞科研；钱来得太容易也不行——没有技术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