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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研究

    原文标题:“到底是什么?说“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

    作者:黄锦前

    原载:“亚洲考古”微信公众号2023-02-24

    原载:《光明日报》2023年02月04日11版


    230605“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研究.cdr_0001.JPG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  资料图片


      国学争鸣:

      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发现并发掘一处墓地(95MNI),其中M8为夫妻合葬墓,墓主遗体保存完整,身着华丽的锦服保存完好如新。男性墓主右臂绑有一块色彩鲜艳的锦护臂(M8:15),此即震惊中外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

      “五星”织锦系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其历史文物和科学艺术价值皆极为重要,亦系闻名遐迩享誉全球的历史文化瑰宝,广受公众关注。但目前学界对其功用和命名等一些基本问题都还有不少探讨的余地和可能,值得再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锦护臂”献疑

      “五星”织锦出土时绑缚于男性墓主的右臂上,和弓箭、箭箙、短剑鞘等物品放置一起,表明它应是和成套的武器一起使用的实用物品,因而被命名作“锦护臂”,似也名实相符,因而自出土以后,近三十年来,几无疑问。我在之前讨论“五星”织锦的小文中,也按旧说将其称作“锦护臂”,但细究之,此物是否系护臂,疑点颇多。

      所谓“护臂”,系于射手前臂用以保护臂部的护具,其重要功能在于保护射手的手臂,但此物能否起到此作用,颇令人怀疑。

      首先,此物甚小,不足以护臂。“护臂”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比现在一般所见最小的iPad(iPad mini,机身尺寸为20×13.47厘米)略小,极为小巧,根本不能起到护臂的作用。

      其次,此物系以织锦为面料制成,薄如蝉翼,更不适合做护臂。众所周知,射箭时,箭射出后,弓弦反弹,其力甚巨,如此薄薄一层织锦,根本无法起到保护手臂的作用。古人在射箭时,与护臂一起使用同样起保护作用的,还有一种用具,即“韘”,一般用象骨或晶玉制成,套在右手拇指上用以钩弦,也称玦、决,俗称“扳指”。《诗·卫风·芄兰》:“芄兰之叶,童子佩韘。”毛传:“韘,玦也。能射御则佩韘。”汉刘向《说苑·修文》:“能治烦决乱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徐珂《清稗类钞·服饰·扳指》:“扳指,一作搬指,又作挷指,又作班指,以象牙、晶玉为之,著于右手之大指,实即古所谓韘。韘,决也,所以钩弦也。”考古出土的韘,有象牙、玉、金或铜质,皆系坚硬质地,学者多有研究,不赘述。韘系套在手指上用以钩弦,换言之,其功用主要是防止手指与弓弦之间的摩擦力过大以保护手指,这种摩擦力较弓弦反弹的力量要小得多,而却用坚硬质地的金玉等坚硬材料制就,由此可见,以如此薄如蝉翼的一层织锦来作护臂,压根就起不到任何保护作用。护臂的材质,起码要用较厚实的牛皮,甚至是金属铠甲,才能起到保护手臂的作用。

      再次,古人射箭,一般系左手持弓,右手搭箭,箭射出后,弓弦回弹,可能伤及者主要应系射者的左手,因此,护臂一般应戴在左臂上,而织锦出土时绑缚于男性墓主的右臂上,这也颇不合常理。不过,也不排除墓主系“左撇子”,但一般而言,这种可能很小,因而也不能作为正常的理由。

      既有如此多的疑点和不可能,然则“五星”织锦非护臂,应可肯定,其功用和命名问题,也应再换思路,另寻途径才能解决。


    “五星”织锦应系辟邪厌胜的护身符

      “五星”织锦的功用,与其形制自然不无关联,同时与其纹饰和铭文也息息相关。

      织锦图案繁缛复杂,纹样题材异常别致,自右至左依次织有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围绕这些“大瑞”纹样的则是景云、嘉禾等;并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文字巧妙列置其中,表达祈佑祥瑞的寓意。彩锦以红、黄、蓝、绿、白五色经线显花,以五个不同颜色的圆点代表五星;以吉祥语文字和祥云瑞草、祥禽瑞兽组成一个上下宽约7.2厘米的图案组合,沿经线方向重复循环。

      织锦五色“青赤黄白黑”(其中绿应为黑,可能是因黑色不够亮丽而以绿色替代)分别与五星的“岁星、荧惑、填星、太白星和辰星”一一对应,把战国秦汉以降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表现得淋漓尽致,独具匠心。织锦上的茱萸花纹、云气纹、太阳太阴(即日月)也是当时神仙观念的体现。“五星”织锦图案花纹清新醒目,祥鸟、瑞兽、白虎走动于云气、星际之间,显示着一种强大的信心和力量。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系古代星占学上常见的占辞。《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汉书》也有类似的记载。“五星”在古代指岁星、荧惑、镇(填)星、太白和辰星,秦汉以后,因五行说的普及,它们又被称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东方”是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国”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及中原,即四裔之中的华夏地区。五星“积于东方”或“五星出东方”是指五大行星在某段时期内,在日出前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极为罕见,因而在古人心目中是天降祥瑞的大吉之兆;所谓“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五星共见于东方,利于中国。

      因此,无论是阳阴(日月)、五星、凤凰、麒麟、白虎等图案,还是红、黄、蓝、绿、白五色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文字,无一例外,皆系祥瑞之象征。图像和铭文所表达的,实系当时中原地区广为流行的祛邪辟凶禳灾祈福的理念和习俗。尼雅95MNIM8的墓主系精绝国王继承者,年代为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精绝王子以其随葬,其目的同样也就很清楚鲜明,显系寓意辟邪厌胜,祈寄祥瑞。精绝国贵族在为自己祈福的同时,也希冀中国繁昌(即“利中国”),代表了当时西域各族共筑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美好愿望。织锦出自尼雅墓地精绝王族之墓,表明当时中原地区盛行的辟邪厌胜的思想理念和丧葬习俗在西域已深入传播,汉文化在西域也已根深蒂固,所谓“千里同风,万里同文”是也。

      与“五星”织锦同出的,还有一件“诛南羌”织锦残片(M8:41,出自墓主头端),形制、图案风格、色泽、组织结构与前者皆同,经比对,是从与“五星”锦相同的锦料上裁剪下来的一部分。“锦护臂”制作时舍弃“诛南羌”而只截取“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部分文字,其意有二:一系取其铭文之吉祥部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以起到类似现在所说的“沾沾喜气”之效果;二系刻意避免“诛南羌”等兵凶之辞。其取舍可以说皆有意为之,其目的和倾向自然也就很鲜明,不言而喻。同时,这也从另一方面可以佐证,此物的功用,应系祛凶辟邪而非其他。

      “五星”织锦用白绢镶边,两长边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3条残断。显然,此物应如其出土时所呈现的那样,系随身佩戴之用,同时亦可起装饰作用,如两汉以降广为流行的刚卯。刚卯是古代贵族用以辟邪厌胜的佩饰,多为玉制穿孔四方佩,四面刻有辟邪祈福之辞,或填朱砂,中心贯孔,穿系五色丝带以佩戴,用以护佑安康趋吉避邪,祈求福祉。刚卯自西汉开始流行,作为一种驱除疫邪的祥瑞佩饰,向来备受珍视,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护身佩饰。考古出土的汉代刚卯,多精心设计,制作考究,系墓主生前佩戴把玩的实用器。尼雅出土的“五星”织锦系于墓主右臂,精巧别致,与文献记载汉代以降贵族所佩戴的刚卯一样,在辟邪厌胜祈求福祉的同时,同样也起到佩饰的作用,是小巧玲珑的装饰品,或亦系墓主生前所珍爱的佩饰。

      不仅如此,与尼雅墓地相距不远的尉犁县营盘墓地M15,墓主左臂肘部也系有一件刺绣,长方形,长14厘米、宽8厘米,以深蓝色缣作表,淡黄色绢缘边,表面刺绣蔓草纹样,四角各缝缀一条素绢带,绕臂系结。还有两座墓墓主胸前放置未缀带的长方形刺绣品或刺绣布片。另外,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北孔雀河岸曾发现一座汉代墓葬,墓主胸前也有“方块状红色丝绣”。发掘者认为,这些锦绣制品形制特殊,出土时灿然如新,不见任何磨损痕迹,应非实用物,作为随葬品一定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极可能是作为护身符之类的物品而随葬的。营盘M15所出刺绣形制与尼雅出土的“五星”织锦基本相同,唯较小(与iPhone X——机身尺寸为14.36×7.09厘米——大小相若),其内涵、寓意及功用也应与“五星”织锦相同,与西汉以降贵族流行佩戴刚卯的习俗亦应雷同。

      类似的物品,还有1992年鄯善县苏贝希III号墓地战国至西汉时期的M25出土的一件梯形皮件(M25:15),表面满绘火焰纹,四角各缀一长带,出土时护在死者胸部,或系出于一种宗教目的,借此以禳灾祛邪、护佑魂灵,类似后来的“符”,发掘者称其为“皮符”。尼雅、营盘及鄯苏贝希墓葬出土的同类物品表明,此物不但可以挂在脖子上,还可以系于手臂,佩戴方法不一。

      该墓与皮护符同出者,还有一件皮臂鞴(M25:1),长14.6厘米、宽4.6厘米。白皮革制成,长圆形,红边黑彩,一面饰窃曲纹,两边和一端中部各缝缀一只皮鼻。“臂鞴”亦作“臂鞲”,即臂衣,古人用以套于臂上,拉弓射箭或放鹰时保护肘部以免擦伤或抓伤。《汉书·东方朔传》“董君緑帻傅鞴”唐颜师古注:“鞴,即今之臂鞴也。”这种皮质的臂鞴,才能对手臂起到实际的保护作用。苏贝希M25出土的皮臂鞴,两边和一端中部各缝缀一只皮鼻,显应系系绳所用,结合其长宽大小来看,可知此物品在使用时应纵向捆缚于整个前臂及手腕之上,而非如“五星”织锦系横向缠绕于前臂近手关节处,以切实起到防护的作用。该墓皮臂鞴与皮护符同出,可见前者才是真正的护臂,“五星”织锦与皮护符一样应系护符而非护臂。

      综上所述,此类物品非护臂,而系护身符,系随身佩戴之用,或兼作佩饰,以起辟邪厌胜禳灾护身之效,应可定谳。


    见证历史,守护文明

      “五星”织锦制作考究,工艺精湛,色彩绚烂,精致无双,意蕴深厚,内涵丰富,是汉代织锦技艺的最高代表,是难得的艺术珍品。“五星”织锦作为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典型被赏赐给精绝国,这件透着祥瑞之气带有神秘色彩充满象征意义的赏赐品备受精绝贵族的珍视,世代相传。精绝王子死后以其随葬,可见其对这件稀世珍宝以及以其为表征的中原与西域关系的珍视。

      精绝贵族之所以将“五星”文字织锦随葬,当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尼雅95MNIM8无论是葬制葬俗,还是墓主身上所穿各类衣服及各种随葬品,皆多彻底汉化,或来自中原,表明精绝贵族早已将自己视为“中国”人。也正因为如此,才精心挑选这件由中央政府赏赐的稀世珍宝并刻意截取“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吉祥文字以制作护身符随葬。这表明,当时精绝贵族从心理上对中国及汉文化已有深刻的认同,从内心和灵魂深处将自己视为“中国”人。精绝贵族将生前视若珍宝的“五星”文字织锦随葬,也恰恰说明了其“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魂”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护身符上的“中国”,实即当时以精绝贵族为代表的西域各族人民内心深处的祖国。

      “西域”自西汉以来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的中国西部地区。《汉书·西域传》序:“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之所以被称作“西域”,是相对中国而言的,没有“中国”,自然也就没有“西域”。因此,“西域是中国的西域”。从语源的角度来讲,西汉人对西域的称谓应系沿袭前代,与“中国”一样,“西域”之称当有更早的来源,至迟至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同样,“中国是西域的中国”,没有西域等四裔的拱卫,“中国”之称也就无从谈起。总之,无论从历史还是语源角度而言,西域是中国的西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星”织锦在西域的出土,更进一步实证了这一史实。

      “五星”织锦作为护身之物,它至少包含两层合义:一是作为墓主生前和逝后所使用之护身符,此物对其自身可起护佑作用;二是对其身后的中央王朝也能起护佑作用。长期的历史发展表明,中华民族自古多元一体,自史前以降,中原与西域一直同呼吸共命运,只有以强大中原王朝作为后盾,只有各族人民的友好相处,同心同德,才有西域地方政权的长治久安和各族同胞的安居乐业,共建美好家园,此亦系文明发展之大势所趋。因此,精绝贵族祈盼其在护佑自身的同时也护佑中国,在为自己祈福也希冀中国繁荣昌盛,这大概正是当时以“五星”文字织锦制作护身符的深意所在。由此可见,“五星”织锦不仅是精绝贵族的护身符,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护符。

      总之,“五星”锦护符虽小,但它见证了历史,守护着文明,同时也预示着未来。


    结    语

      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并非护臂,而应系护身符。此类物品精巧别致,可佩于胸前,或缚于手臂,以祛邪护身,兼作佩饰。“五星”织锦以祥瑞之图文辟邪厌胜,精绝贵族祈盼其护佑自身及中国,为自己和中国祈寄祥瑞,见证了当时西域各族共建家园的历史,守护着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护符。“五星”织锦出自精绝王族墓葬,彰显了西域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深入人心。

      “五星”织锦通过色彩、图案和文字把天文、史实和古人的阴阳五行观念等巧妙地融为一体,生动地展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特殊魅力,显示着一种强大的信心和力量,彰显了西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方寸之间,浓缩了历史,凝结着文明,串联起中原与西域,贯穿两千年地缘情感与文明足迹,展现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博大与坚韧。

      通过文字叙事和文物背后的故事,揭示古史的奥秘,解读文明的密码,让文物发声,让历史说话,传承中华文明的基因,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作者:黄锦前,系新疆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