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行先生

　　　　　　本次发表时间：2018-01-20

　　　　　　原载：微信公众号——文行先生

第四部分

　　如果从大的时空来思考已经发现的繁若晨星的考古学资料，会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在2300BC之前，中华大地上，北至内蒙古、南至洞庭湖、西至陕西、东至滨海，兴建了大量的古城，包括鲁苏浙古城群、江汉平原古城群、中原古城群、陕晋蒙古城群、成都平原古城群，然后，到1800BC左右几乎全部废弃消失了，而二里头文化崛起。即考古学界所谓的“满天星斗”变成了“月朗星稀”。

　　2.从龙山文化中期即2300BC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史前古城存在一个以河南东部为中心的、“西北兴、东南废”的现象，东部（鲁苏浙）、南部（江汉平原）、西南部（成都平原）几乎全部废弃，河南中东部地区兴废交替，陕北、晋南和郑洛地区先兴后废。从遗址数量和面积看，从2300BC开始，良渚文化遗址群迅速而持续衰败，接着，即2200BC，石家河古城群也衰败了。与此同时，河南和山东龙山文化却似乎挣脱了“殖民统治”而迅速兴盛，但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山东和河南也先后衰弱败了。相反，整个龙山文化时期，山西、陕北、蒙古中南部却持续兴盛，尤其是神木和晋南地区，极度繁荣，出现两座巨城，即陶寺古城和石峁古城。

　　3.在龙山时期即2300BC之前（2600BC之后），在中华大地上，总体看，存在着一个以陶器、玉器制作技艺水平、社会复杂化程度、国家治理水平和精神文明内涵为指标的、从东到西依次递减的阶梯现象。

　　4.良渚古城规模庞大，宫殿、内城、外郭兼备，面积高达800万平米，大小相当于今天天津市和平区（面积为998万平米）。在古城内，有宫殿式建筑、高等级墓地，城外有祭坛、高等级陶器作坊、玉器作坊。古城外围竟然发现极其发达、令人震惊的史前水利防洪设施，古城内发掘出土的精美磨光黑陶、丝织物，尤其是玉器，品种之多，玉质之好，用玉量之大，工艺之精良，是迄今为止全国同时期发现之最，特别是出土的“琮王”、“钺王”，在这些器物上发现饕餮纹、飞鸟、龙形等形象以及繁缛神秘之抽象图案，还发现了良渚文字符号。从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域看，江淮之间，自东向西，依次有江苏的海安青墩遗址、蒋庄遗址、阜宁陆庄遗址、涟水三里墩遗址、淮安金湖夹沟遗址、安徽的定远山根许遗址、肥东刘岗遗址都出土有琮璧以及其他良渚文化玉器、陶器。显示出良渚文化在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存在着一条宽阔的战略缓冲地带。

　　5.石峁古城面积高达420万平米，具完备的外城、内城、皇城台三重结构。皇城台内发现有大型宫室、池苑以及扬子鳄残骸、护墙、广场、瓮城、南北墩台、角楼、马面、石板门道等，还发现了铜器和石范，最为怪异的是把精美的玉器包括玉钺埋在城墙里，玉器种类有玉琮、玉璧、玉铲、玉璇玑、玉璜、玉侧人面像、玉佩、玉梳子等。皇城大道从皇城台、麻黄台到内城东门、再到外城东门形成一条轴线。始建年代为2300BC，废弃年代为1800BC，其文化面貌与陕北、晋中北、蒙古中南部这一地区高度一致，属朱开沟农耕文化，显然是这一地区的重心。在其初期，玉器和陶器制作技艺明显低于良渚文化，略低于中原龙山文化，体现了东高西低的阶梯现象。

　　6.陶寺古城是晋南发现的最大古城，“宫城郭”具备，陶寺城墙、宫殿、王级大贵族墓葬、祭祀区的观象台与祭祀建筑、大型仓储、宫城及其阙门和侧门。观象台已经可以观测到20个重要节令日出，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观象台了。还发现了四个字，其中的“文”与甲骨文的“文”是一样的，“尧”与甲骨文的“尧”也高度相似。但是，从陶器和玉石加工技艺看，古城早期文化面貌低下，和中期颇为不同，中期进步明显，接近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整体文化面貌依然低于良渚古城。陶寺大墓、中墓、小墓都在同一片墓地，没有独立的王陵区或家族墓地。在陶寺文化早期，陶寺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建造了早期小城，面积达56万平米，属于“都邑文化” 性质。早期陶寺会是谁呢？

　　7.石家河古城是江汉平原古城群中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发现有精美玉器、神人头像、持钺羽冠武士图像等。石家河古城是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的区域中心。石家河古城于2200BC人口锐减、发展迟滞，但涌现大量陶塑，玉器生产水平高超。石家河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

　　8.良渚古城的玉琮、玉璧、玉钺等竟然在远达1500公里以上的石峁古城、陶寺古城、齐家文化出现，有些玉琮还带有神人兽面纹。陶寺古城的朱书陶文是写在具有大汶口文化晚期因素的绳纹扁壶上。

　　现就这些考古学特点结合历史文献、上述"基本结论"分别进行阐述如下：

　　第1、2点必须着重强调，一定要搞清楚的是：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为什么这么多古城群全部毁弃了？为什么“满天星斗”变成了“月朗星稀”？这种变化背后的历史事件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导致了这种超大时空范围的变化？2300BC～2000BC～1800BC年间，这两段年代区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连串的发问是非常有意义和发人深思的！

更加重要的是，史前古城群废弃的范围与《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五帝版图竟然高度一致。

　　那么，要如何去寻找其背后的历史事件？只能从历史（古文献记载）中去寻找，对照历史，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根据上述以文献和历史导出的“基本结论”，基本上严丝合缝地解释了第1、2点考古学特点；同时，考古学上这种“巨变”恰好印证了上述以古文献和历史导出的“基本结论”。真可谓相互印证，相得益彰。

　　第1点完全符合五帝帝国的进攻方向，总体上是由西向东，西北城池和遗址数量、面积在2300BC之后安全无虞，反而一片兴盛，陶寺古城和石峁古城的发掘说明了这一点。而东部和南部的古城却先后毁弃，到2000BC左右几乎全部废弃。那问题是，黄帝从河南向东进攻，还是从河北山西向东南进攻呢？

　　根据山东史前古城废弃年代大多在龙山晚期，而良渚古城废弃年代在2300BC，可以判断是从河南向东进攻，也因此，五帝上限为2300BC之前不久。既然这样，那么众说纷纭的古涿鹿应该是在今天的江苏徐州，而不是大多数认为的河北，决战地点只能在蚩尤帝国境内直辖区。黄帝和蚩尤在涿鹿决战，蚩尤战败被杀（可能蚩尤狂妄，不肯凭借城池防守，而在野外决战，就像周武王伐商，纣王不在朝歌防守，而在牧野决战一样），黄帝再挥师南下杀向良渚古城并摧毁之。

　　第2点说明夏启实行世袭制后，五帝帝国瓦解了，或相互攻伐，或各势力内部纷争，或九黎族作乱，陷入“九州混战”（九为虚数），如中原夏启、冀鲁豫商契、陕北（鬼方）、晋南（伯益）、晋中（唐尧）、晋北（土方）、甘肃西羌、安徽皋陶、东夷、淮夷、南巢氏等，最后导致黄帝发源地的陕西山西古城也一起废弃了！这在文献中皆有反映。

　　考古学上从龙山文化末期至二里头兴起之前的“夜黑星稀”，再到到二里头兴起之后的“月朗星稀”，主要原因系五帝帝国崩溃后瓦解造成“九州混战”，导致人口减少，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一片萧条。当达到某个稳定平衡之后，二里头崛起。

　　从考古学上看，五帝帝国崩溃后的“九州混战”造成的破坏比五帝的统一战争更严重。

　　第3点说明五帝之前的文明程度不高，不仅如此，就是到了陶寺文化时期，陶寺本身的影响力也不足，陶寺大范围吸纳各种文明要素，高度兴盛，但势力范围局限，不出晋南，对外影响显然偏弱。这也说明文明内涵不高，但吸纳能力惊人，远在千里之外的良渚因素大量出现在陶寺。为什么？天灾、贸易都无法解释，只能用武力征服来解释。

　　第4点说明了良渚古城是高度发达、光辉灿烂的史前文明，具有基本成熟高度严谨的集权管理体制、成熟丰富的精神文明和高超知识技术集成能力，绝不是一个酋邦所能解释，已然是标准的国家。良渚帝国是高度文明的大帝国（南方是崇山峻岭，北方是一片辽阔的平原），其势力直接控制范围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东部，间接控住范围达山东、河南东部、河北，比古埃及古王朝大得多，为什么这么说？有何依据？因为良渚巨城，史前之最，其文明内涵是同时期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最高峰，不可能偏安一隅而没有出现在文献中，反而九黎、三苗进入了历史的记忆。所以，传统所谓的黄河下游的九黎族其实是隶属良渚帝国统治，蚩尤不仅是九黎族的王者，更为良渚帝国的末位帝王。根据目前考古发掘情况看，无论从陶器、玉器、有段石锛、象牙器、信仰崇拜、稻粟比例演变看，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比如，1987年在江苏新沂花厅发掘了一批大汶口文化墓葬，其中出土不少良渚文化玉器；又比如，良渚文化陶器和玉器上的刻划符号与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相同或相似。然而，就是这样一座拥有发达先进防洪水利运输设施的史前巨城和帝国都城，竟然在2300BC废弃了！

　　在这之后几百年里，中华大地上的史前古城几乎全部废弃，而之后又诞生了辉煌的青铜文明，这不可以用天灾来解释，而只能用“人祸”来解释，这个“人祸”就是黄帝。因此，以蚩尤之良渚帝国都城即良渚巨城的废弃年代为标杆划定为黄帝时期，这不仅仅是考古学上的，也是逻辑意义上，更有文献记载支撑的，也因此，五帝帝国的上限为2300BC左右。

　　第3、4、5、6、8点说明了黄帝发源于原始公社后期，文明水平较低，而良渚帝国是同时期东亚甚至世界文明的最高峰，无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是制度文明。蛮荒的五帝帝国，所到之处，带来破坏和死亡，使得社会发展倒退（这从侧面说明黄帝来自西部陕西，但是否带来青铜文明呢？）。五帝帝国虽然在武力上打败良渚帝国等所有势力，但和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北方草原民族在武力上统一中原、却在文化上被中原同化的一样，起自原始公社后期、文明内涵不高的五帝帝国也被辉煌灿烂的良渚帝国文明同化了，包括认同仰慕良渚帝国的三皇（下文说明），就像我们今天仰慕古希腊三贤者、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一样。石峁古城和陶寺古城出现玉琮、玉璧、玉钺即为五帝帝国征服良渚和被良渚同化的证据之一。用天灾来解释是不行的，因为良渚南部不远就是高山；用贸易来解释也不行，因为良渚已经毁弃。

　　陶寺大中小墓公用一块墓地，这说明陶寺古城社会的原始性，其社会复杂化进程是很低的。

　　现在有个问题，由于良渚帝国版图如此之大，向北延伸太远了，那么，是否有南都和北都之分呢？就像周朝的宗周镐京和成周洛阳、北魏的大同和洛阳呢？最起码像西汉设西域都护府那样机构吧？古罗马帝国于公元300年左右由于帝国版图庞大而实行“四帝共治制”。这需要考古学来回答。

　　第5点，始建于2300BC、废弃于1780BC的陕西神木石峁巨城是陕晋蒙地区最大的石城，是政治中心，年代上也符合黄帝时期，黄帝又是陕西人，其主人是谁？显然，根据文献记载、历史地理、风俗民族志看，指向为黄帝，所以，石峁古城很可能是黄帝的都城，考古、文献、民族志相互印证。正如司马迁所言，“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当然，当前石峁古城的发掘才开始不久，相信不断的发掘会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这一结论。

　　第6点，陶寺古城与石峁古城相邻近，与文献上炎黄二帝各方面的记载都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早期陶寺很可能系炎帝所在，因为在陕西和陕西，2300BC具有都邑性质且分属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当然，根据文献，炎黄融合而不是吞并，估计二者在战前有较强的各种交流，如通婚等。

　　对于陶寺中后期，当前考古界的意见，引用何驽的话说，“对陶寺遗址的时期学界没有争议，对陶寺遗址是一座都城学界没有争议，对陶寺都邑是目前所有可能性中最接近也是唯一接近尧都的没有争议。争议所在是要不要这么快就‘一锤定音’，一些学者希望等再多发掘些再下结论。”

　　黄帝从石峁南下先统一陕晋蒙之后，再统一中华大地，之后把都城南迁晋南便于控制庞大帝国，这是合情合理的。

　　第7点中的石家河古城废弃年代在2200BC，应系文献所载之三苗，中原以南考古没有发现其他更强有力的集团势力足以给五帝帝国造成麻烦，年代废弃恰好处于黄帝之后、大禹之前的尧舜时期，与文献记载“尧舜禹征三苗”“迁三苗于三危”基本一致。

　　综合良渚巨城废弃年代、石峁巨城兴建年代、石家河古城废弃年代，其在时间上的衔接关系与文献记载涿鹿之战和尧舜禹征三苗具有高度一致性，真是令人啧啧称奇！

　　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的是，2300BC～2000BC～1800BC，中华大地的这种史前超大时空的巨变必须在整体上得到解释，任何割裂式的解读都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历史文献，都显示了这种整体的关联性。就考古学文化上的这种巨变而言，其解释理论是按照一般的文哲史理论进行泛泛地、理论性地、机械性地解读为妥当，还是以具有真实历史素地的中国古文献来进行针对性地具体解读为妥当呢？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诚然，史前古城兴废年代由于测年方法的置信度和置信范围问题不可能精确（也许未来也精确不了），上述陈述主要是结合了文献和历史进行的，有些难以服众。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历史文献虚无化，不对历史文献采取无视的态度，而是当成一定程度上的历史事实或证据来看，那么，以这种历史事实或证据来解释“满天星斗”转变为“月朗星稀”的考古学变化，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哪怕测年数据矛盾，也可以这种历史事实或证据去否定、纠正它、厘定它。

　　诚如许宏先生所说，考古学宜粗不宜细。粗是什么？我理解，粗就是轮廓脉络。而这又和前文所述的古文献反映的事实情况的第三种即轮廓事实相近，二者是可能、也可以相互验证的。

第五部分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就诞生了：在陕西神木，处于原始公社后期、文明内涵低下（相对）、处于神农氏炎帝统治之下的黄帝部落武力收编统一陕北、晋中北、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之后，于2300BC之前从陕西神木出发，向南方晋南、郑洛地区的炎帝王国发动进攻，经过多次战役的胜利后，在阪泉与炎帝决战，炎帝战败被俘后归顺黄帝，黄帝取而代之，号令神农氏后裔。之后，黄帝继续向东扩张，不断蚕食东部良渚帝国的领土，接连获得胜利后，终于在涿鹿与良渚帝国的帝王蚩尤决战，蚩尤战败被杀。之后黄帝继续向南进发，于2300BC摧毁良渚古城。黄帝崩后，颛顼被推举为“帝”（肯定经过一番政治斗争），继续打击蚩尤九黎族残余势力，势力达蒙古。尧舜禹时期屡次征伐三苗，2200BC攻破三苗都城石家河古城，之后三苗部分势力西退入成都平原。大禹死后，夏启终结推举制、实行世袭制，“五帝帝国”随即瓦解，分裂成“九州”，并陷入“九州混战”。而夏启之夏朝作为承袭帝国之正统而进入了历史的记忆，夏启镇压了部分反抗势力之后，五帝帝国的东南西北各地的“九州”势力也都默认了其正统地位，却都不尊启之号令（包括商朝的始祖契）。正因为五帝帝国版图达到内蒙古，故而后世北方胡人也自称系黄帝后裔，应该是五帝帝国辉煌史实的反映。五帝帝国虽然在武力上打败良渚帝国，但在文化上却被辉煌灿烂的良渚帝国同化了。对于五帝帝国，石峁古城是发源地，陶寺古城是正式都城，就像元朝之上都和大都、清朝之盛京和北京。

　　正因为五帝来自中原的西北部，并向东南方向进攻，所以，在现在看到的文献里，颛顼、尧、舜、禹经常出现在东方的山东、南方的两湖、淮河的涂山、东南的浙江、甚至西南的四川，但并不能由此说明他们分别为山东人、两湖人、安徽人、浙江人、四川人，而只能说明那里还有反叛势力。

　　本文主要依据丰富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进行思考整理，借助于世界帝国发展史的历史规律来组织庞大零散的资料（文献资料有很多是互相矛盾、对立的）。核心之一是相信司马迁对历史记载的专业操守，只要相信司马迁《史记》所载，则一个史前统一大帝国已然跃然纸上；核心之二是引入世界帝国发展史尤其是阿拉伯帝国史和蒙古帝国史来解释五帝帝国崛起、瓦解以及与夏朝建立之间的关系；核心之三是整理考古资料以印证文献学和历史学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尤其是“西北兴，东南废”、“满天星斗”变成“月朗星稀”以及文明内涵高低的东西阶梯现象，并依据考古资料对文献中一些众说纷纭的分歧进行分析考证。也就是说，综合运用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等资料和归纳法、演绎法、排除法等逻辑分析，论证了五帝及夏朝建立的历史轮廓。

第六部分

　　关于三皇，翻阅文献发现，提到三皇的地方不少，摘录如下：

　　（1）天皇、地皇、泰皇（《史记》）

　　（2）天皇、地皇、人皇（《太平御览》）

　　（3）燧人、伏羲、神农（《尚书大传》、《白虎通义》）

　　（4）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义》）

　　（5）伏羲、祝融、神农（《白虎通义》）

　　（6）伏羲、神农、共工（《通鉴外记》）

　　（7）盘古、女娲、伏羲（民间传说）

　　（8）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三字经》）

　　（9）伏羲、神农、黄帝（《帝王世纪》、《古微书》）

　　可见，根据文献记载，三皇在先秦乃至到汉朝确实是被公认的。但是，关于三皇的说法可谓五花八门，而且显得荒诞不禁，这说明那个年代太过遥远，已经“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因此，难以考证。

　　暂时抛开文献记录，从逻辑角度进行分析。根据本文上文论证之良渚帝国、五帝帝国及夏朝建立之间的关系，那么，传统所谓的“三皇→五帝→夏→商→周”的朝代序列就应为“良渚→五帝→夏→商→周”。于是，突然发现，三皇与良渚对应起来了，

它们之间有关系吗？是什么关系？良渚帝国版图是谁开创的呢？是不是三皇呢？

　　我认为，从逻辑上看，这是非常显然的答案。其一、良渚帝国是2600BC至2300BC年间东亚乃至世界文明的最高峰，而根据“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序列，“三皇”在“五帝”之前，故年代上在2300BC之前，刚好处于这个时期；如果说三皇代表的是2600~2300BC年间中国文明最高峰的话，那么，三皇无疑就是指良渚帝国的三皇，除非三皇代表的年代不在此区间。其二、据《越绝书》记载：“夫越王勾践，虽东僻，亦得系于天皇之位，无罪，而王恒使其刍茎秩马，比于奴俘，此非大过者四乎？”这是越王当着夫差的面斥责时所说的话，由此可知，至少在当时越国和吴国的人们心里，三皇之天皇在越国，否则越国凭空捏造出天皇来指责夫差，岂不可笑？而越国即今天浙江，与良渚相同。其三、根据《越绝书》所述，我们进一步分析：对于从陕北来的、已经被良渚帝国文明同化了的、居于中原之地的黄帝后裔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帝国的瓦解，渐渐忘却了三皇之所出，但三皇之名犹在，于是根据其民族认同感进行“胡诌”也是情有可原，但显然语焉不详，乃至荒诞不禁，但作为良渚帝国都城所在地的越国人却没有理由不刻骨铭心，越王勾践面斥夫差，那么理直气壮，我们有还能有什么怀疑？其四、关键是《越绝书》的这种说法可以得到考古发现和逻辑分析的佐证。其五、从朝代序列、年代区间、地理位置、最高文明代表等方面考量，从逻辑上分析，三皇只能是良渚帝国的三皇，因此，三皇为良渚的三皇是逻辑意义上的，而逻辑上的良渚三皇可能最接近史实。

　　既然古人对三皇和五帝这么地崇拜，以至于四、五千年后的我们还能知道，那么，在考古发现中难道就没有发现吗？良渚琮王上的神人兽面纹是不是三皇的象征？其实，这没有什么复杂，不需要做过多的猜想，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类比一下我们天安门城楼挂着毛主席像，就可以简单轻易作出解释，原始人没有多少复杂高级先进的想法，都是非常质朴的情感。所以，神人兽面纹是良渚帝国三皇的象征并非不可思议、天方夜谭，恰恰相反，简单明了。

　　在中华文化里，三皇是什么？或者说，三皇在中华文化中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在说三皇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祖先，我们在说我们的祖先。我们知道，中国人自古就特别讲究“敬天法祖”，崇拜祖先。那么，祖先崇拜源自什么时候的什么地方呢？所以，三皇的意义在于，他是中国人祖先崇拜的根源。

　　在远古时代，人是渺小的，对天、地、生死都充满恐惧，崇拜天地、崇拜太阳神、崇拜一切对人类来说充满“神力”的东西。为什么中国古人敢于大逆不道把自己的祖先列为神祇？什么样的丰功伟绩使得祖先敢于把自己列为“齐天大圣”的神祇？

只能是最先开创良渚帝国的三皇！

　　从考古学上看，良渚古城作为京畿，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等作为地方次中心政权，其下还有广大村落。根据神人兽面纹看，神人驾驭着象征权威的神兽，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彰显一种中央高度集权。而且，神人兽面纹广泛存在于良渚人生活中，在最重要的玉器（琮王、玉钺等）、象牙器（象牙权杖等）上更是几乎独有，较之仅见于玉琮等器物之边角位置的鸟纹，凸显鹤立鸡群、唯我独尊。祖先崇拜的渊源与丰功伟绩和权力独裁崇拜不无关系。

　　 阿拉伯帝国是穆罕默德开创的，蒙古帝国是成吉思汗开创的，五帝帝国是黄帝开创的，良渚帝国是天皇开创的。既然良渚帝国创造了辉煌灿烂、高度发达的文明，良渚三皇舍我其谁、唯我独尊的权力崇拜、个人崇拜、祖先崇拜，就必然为出身原始公社后期的、文明内涵低下的五帝帝国所仰慕、所认同，于是，依样画葫芦，也搞出了个人崇拜和祖先崇拜。

　　从考古学看，陶寺墓葬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中间阶层等复杂社会分化，而是高度两极分化，就是受到良渚文明意识形态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明起源于良渚。

　　关于时间问题，由于三皇五帝的文献记载本来就不甚准确，甚至荒唐，所以，本文只是纳入朝代顺序，具体时间以考古资料为准。

　　至于关于五帝帝国和良渚帝国的“帝国”之说法或提法，我认为是恰当的。因为无论五帝帝国还是良渚帝国，都有直接控制的文化面貌基本相同的核心区或直辖区，也有征服了的、文化面貌不同的、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也有对周围其他区域形成影响的区域，势力范围足够大（100万平方公里以上），何以不能称为帝国？如果蒙古帝国都能称为帝国，那五帝帝国和良渚帝国怎么就不能称为帝国呢？

　　到此为止，三皇五帝及夏朝建立的真实历史轮廓已经基本作出阐述了！有人怀疑，在四千多年前有可能存在这么广大的一个五帝帝国吗？我想，这倒不用吃惊，了解分子人类学的都知道史前人类的惊人迁徙能力。本文仅仅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进行梳理，很多细节问题可以佐证，除了之前讲到的玉钺、玉琮、玉璧外，还有陶器、空足三足器、兽面纹、墓葬等，但这些细节问题的资料整理研究还在进行中，还不十分清楚。但就目前考古看，良渚古城与石峁古城、陶寺古城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单向联系为主，主要是良渚因素大量出现于石峁和陶寺）。从良渚、石家河古城的毁弃到石峁、陶寺古城的兴旺，之后再毁弃萧条，到二里头时期再次崛起，这些考古学变化背后的历史事件只能是大规模战争行为，绝不是天灾或贸易。这背后的历史事件只能从文献中去寻找，只能从文献中寻找真实的历史素地，而且能够找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最后我想引用两段话来结束本文。

　　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虽然业余爱好者通常无法帮助一种模式或范式内部的学术进步，但经常是挑战这一模式或范式的最佳人选。”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完成新范式基础的奠基人几乎总是要么年轻，要么进入领域时间很短，他们改变了这个领域的范式。”

　　我引用这两句话是为了替我的冒昧辩护。我既不是考古专业的，也不是历史专业，虽然我的论证在严格意义上不是范式的，但它提供了一个大胆的学术新模式，依然是基本的，更依然是传统的。

　　文行先生按：

　　号主（公众号号主）曾先后将本文在天涯论坛“号老树昏鸦”和新浪微博“邓牧弹伯牙琴”（已被封停）两个账号发表过，之后又在新浪博客的“浴股涅槃”和新浪微博“文行先生”（新注册账号）发表过更新修改版，其中在新浪微博“文行先生”2017年8月4日发表的《三皇五帝及夏朝建立的历史轮廓》曾经引发大量转发。今日（2018年1月20日）在本公众号发表最新版。